○  中国能不能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纪检监察  ○

的选举是比较消极的。在选举态度积极性调查中，有13种社会职业，大学生的态度积极性排名第8位，文化科研人员排名第7位，位于农民和自由职业者之后(分别于第5位和第6位)。在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态度调查上，表示是主动参加投票的大学生只有41.2%，文化科研人员只有33.8%，农民为59.7%，仅次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领导之后。

大学生是一群理想主义的选举群体。如果外部政治环境好，他们对选举对象重视、对选举程序感到民主、公正时，他们会积极参与。他们对选举的价值和过程很看重。如果外界环境不好，或对选举的公正性有怀疑和对选举对象的作用失去信心时，大学生的选举态度会来个180度的转弯，会成为最不积极甚至消极抵制选举的群体。大学生个性和独立性强，对选举的热情积极性常常服从于他自己的个人需要。可见，大学生的所谓民主意识、文化素质、政治热情，是在一定条件下对选举起作用的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还有一些因素是比文化、政治因素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自我意识和利益。

影响大学生参选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政治生态环境，二是对选举程序的民主化程度和公正性的评价。就是说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或者政治变革时期，认为选举程序有了民主化的改进，对选举公正性有信心时，学生们就会积极参加。选举对他们来说，有时不是为了追求实际利益，而是为了民主诉求。

习惯观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和选举能力素质一直被低估。如在问卷调查中，“您认为哪些人会积极参加选举投票？”列举了：党、团员、干部，知识分子，学政治、法律出身的人，农民，普通市民，私营业主、个体户等6种人员。农民被排在最后一位。这就是我们社会对农民的评价，认为农民的民主意识是最差的。

根据对农民选举意识的调查和访问，我们惊奇发现，几乎所有调查数据都显示，农民对选举的态度积极性、认真态度和对选举改革的信心都排在前面，有时还是最积极的一类。农村比城市的选举积极性要高(农村居民愿意参加选举的比例为81.6%，而城市居民为72.8%)。在十几种职业人员选举态度的比较中，农民常常排在第四五位，选举积极性明显地高于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可见，以“政治素质”论定选民的政治参与态度是没有根据的。农民们有很强的民主诉求和民主能力，对选举相当积极、而且能搞得很好。

选举会把社会搞乱吗？

流行观念中，认为当今中国不能扩大民主选举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选举会把社会搞乱，影响稳定。在中国大地稍稍发生的农村民主选举的事实充分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中国农村开始探索基层民主之路，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恰恰相反，许多发端在“问题村”，这些地方问题多，干部不团结，干群关系紧张，经济搞不好，群众意见大，上访多，社会秩序乱，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往往是在没有办法解决农村矛盾的情况下，才放手让群众去选举。实践充分证明，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把社会搞乱，相反，使社会由“乱”变“治”。

安徽凤阳县曹店乡士敏村就是一个典型。该村原是个问题村，村提留款收缴、计划生育、农业税征收以及各项公益事业在全乡都是倒数第一，县里不时收到村党支部书记作风粗暴、多吃多占、增加农民负担的控告信。在1998年3月，全县首届村支部书记统一换届选举中，原村支部书记3名成员由于在党外群众中测评“称职票”未过半数全部落马，普通党员陈德发在测评中得到全村80%群众的赞成票，当选村支部书记。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党支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使全村落后面貌彻底改变，提留款收缴、计划生育、农业税征收及各项公益事业名列前茅。这个村的民主效应影响了全县。县委书记说，民主选举后，县内没有发生过一起农民上访事件。

1991年初，山西河曲县城关镇岱岳殿村爆发了村民集体上访事件。原因是少数党员控制了这个村，村务不公开，财务管理混乱，领导班子不团结、搞派性。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终于发展到村民集体上访告状。后来镇党委贯彻落实《村委会组织法》，通过“两票制”改造党支部和村委会大获成功，新班子由于得到群众拥护很有威信，大胆自理历史遗留问题，带领群众造粮田百亩，开果园百亩，使该村面貌焕然一新。该县和邻县其它几个有问题的乡镇相继效仿，都获得成功。

陕西省大荔县雷北村民主选举使一个动荡两年多的村走向安定。山东济南段店村，过去穷得出名，也乱得出名，上访告状不断，村里被公安局传讯的人就达100多人。自1990年群众自发选举村委会后，段店村连续10年没有上访闹事的，农民年均收入由790元增加到1.6万多元。

民主选举解决了许多地方领导班子不团结，财务不公开、腐败、干群关系紧张，集体经济搞不上去的历史遗留问题。正是有了这种民主效果，才使民主选举制富有生命力。

民主选举能解决农村中长期难以解决的混乱问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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