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近代中国与农民的关系思想宣传  ○

和制度不用说了，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如果推行不得力，受到地方的阻滞，也会为善不终。如北洋政府初期的农业政策，带有改良主义的性质，但因中央缺少推行决心，缺乏财政投入，地方阻滞重重，结果无功而返。
   国家政策和制度的阻滞不仅来自中间过程，而且来自中间层次。中间过程是传导过程。传导是通过行政网络来实现的。行政网络分为政治网络、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国家制定政策和制度，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其政治网络、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向全国推行，其推行的程度视其推行的力度而定。因此，有的政策和制度只停留在纸面上，有的只停留在一定的层次，有的只在一定地区推行。如国民政府的

土地政策，就是其中的显例。中间层次是绅士阶层。近代国家与农民之间没有政治对话机制。从晚清至民国，绅士(无论是新绅还是旧绅)始终居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间层次。以上所言政治网络、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都是官、绅、民的结合体。如政治网络由官府、绅首、保甲组成，其他经济网络、文化网络莫不是官府责成，绅士组织，农民参加。实际上，绅士在各个网络上都起主导作用。国家政令只达于绅士。绅士说行得通，就行得通；说行不通，就行不通。
   从晚清至民国，开始社会整合，“国家重建”。但历届政府皆担当不起“国家重建”的重任。其对社会的整合，只是进一步加强了绅权，削弱了官权。国家不但未能改造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互动结构，反而因政权的下移，增强了权力的中间层次—绅权。所谓“农村自治”，实际上就是绅治。
   近代国家与农民的互动的恶化既源于中间层次的梗阻，也源于中间过程的阻滞。当然，其根本原因仍然是近代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政策的失误。因为即使以上的梗阻和阻滞也是由于历来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近代国家长期依靠绅士，漠视农民，损害农民利益，统治者认为只要抓住了绅士，就抓住了农民，就抓住了农村，就可以长治久安。然而，历史辩证法是无情的，失去制约的绅权在农村为所欲为，造成了权力的异化。与绅权合流，反对土地革命的官绅政权—国民政府最终受到了农民革命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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