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金融和土地,就是这个道理。当然,银行也有难处,目前存贷差越来越大,不放贷就可能破产。存货差的背后又是老百姓不敢花钱,因为看病贵、上学贵、住房贵,加上老无所养,有钱只好存在银行,以备不测之需。
除了财政推、银行拉之外,政府职能、干部体制也是引导各地大干快上的深层原因。
三、目前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现在的供地结构,各地情况不大一样,大体上是“四三三”,甚至是“五三二”。就是说,基础性公益性用地,如政府办公楼、城市广场道路、医院、学校等等用地,在整个供地量中大体上占40%,甚至50%;工业性用地占30%;经营性用地占30%,有的地方只占20%。公益性用地,财政要贴钱。工业用地,特别是开发区用地,也是赔钱的。各类工业用地开发成本大体上是每亩10万元到20万元之间,但是在出让给企业的时候,多数是赔钱的,收不回成本。什么原因?招商引资的需要,地区之间竞争的需要。竞争,无非是软硬环境,软环境是各种服务,硬环境就是土地。大家互相竞争,竞相压低地价。作为地方政府,算大账,把企业引来了,税收增加了,就业增多了,人气上来了,经济发展了,土地便宜点给他,在税收上补回来,很难说是不理性的行为。就说浙江,全省平均土地开发成本大约是10万元一亩,平均出让价格是8.6万元一亩,大约有1/4的开发区出让价不到成本价的一半。近年来,很多市县工业用地的价格都在下降,每平方米下降40元至50元。这样的供地结构,公益性用地政府贴钱,工业性用地政府赔钱,那只能靠30%甚至20%的经营性用地来赚钱。经营性用地招拍挂,价高者得地,土地卖高价,政府有了收益,可以用于城市建设,可以补补财政窟窿。这样的机制,在东部发达地区勉强可以维持,因为招商引资有效益,可以通过税收把这笔钱逐步收回来,达到平衡。但是中西部地区也学东部发达地区这么搞,引进的企业没有多少效益,没有多少税收,结果政府财政背上了很大的包袱,财政窟窿越填越大,这就孕育着政府的信用危机,隐藏着财政风险。即使是东部发达地区,许多地方政府也清楚,这里有很大的风险,一旦资金链断了,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要填财政窟窿,就得征地卖地;产生新的窟窿,就得再征地,再卖地。这样就导致土地储备机构运作模式发生很大变化,背离了当年设立土地储备机构的初衷。
当年的初衷,是调控土地市场。土地价格高的时候,把地卖出去;土地价格低的时候,把地买进来,使土地市场平稳运行。现在,土地储备机构的实际运作已经偏离了当年的目标,各级地方政府都把土地储备机构当成一个生财机构。从储备土地的构成来看,也反映了这种变化。据刘守英等的调查,2001年以前,浙江某县收购的储备土地中存量土地占86%,新征用农民的土地只占14%;2002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收购的储备土地中,存量土地只占12%,88%是新征的土地。
四、需要综合改革
从表面上看,地方政府行为不理性,违法用地,但从深层次分析,地方政府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方政府5年一个任期,谁上任都想办点实事,出点政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怎么办?自然要走这条路,征到土地可以卖钱,可以招商,还可以到银行贷款,归根结底是要占土地。所以,土地问题,不是单纯的土地管理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今后中国的改革,单兵难以推进,需要综合改革。研究土地问题,要拓宽视野,要综合考虑,要关注财政,关注金融,关注投资。2003年之后,新的中央领导已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只能慢慢来。财政转型已看出些眉目,金融、税制尚在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则是遥遥无期,这种情况下,中央眼前可倚重的惟有严管土地,有点偏师借重的意思。目前出台的土地措施,多属行政手段,是治标而非治本的急就章。但这样万马奔腾,一夫当关,能不能挡得住?恐怕难。偏师毕竟不是主力,如果作为主力的财税、金融不能与土地协调动作,甚至是反向调节,靠土地一家肯定是挡不住。眼前的事没法子,但长远研究,应将土地与财税、金融统筹考虑。即使从土地改革的角度看,凡改革都是有成本的,土地管理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成本,就是财政的支持和金融的协调动作。否则改革措施再好,也无法出台,出了台也落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