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指数值低于70—74岁和75—79岁中龄老人的指数值,而80岁及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指数值最高。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老人对生活标准的要求随年龄增长而降低,年龄越大越易于满足生活现状,主观满意度也越高。这与其实际生活水平相矛盾,是对真实生活质量的扭曲,好在各年龄组指数值相差绝对值不大,对综合指数不会造成明显的负向影响。
人的素质指数随年龄增长明显下降。文化素质分指数由60-64岁年龄组的50.1下降到80岁及80岁以上年龄组的24.2,降幅51.xxxx。问卷调查数据表明,60—64岁文盲半文盲占10.xxxx,随年龄增长逐渐升高,80岁及80岁以上则高达47.xxxx;60—64岁平均受教育限为8.6年,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80及80岁以上降为4.3年。低龄老人文化程度明显高于中龄和高龄老人,这也是我国建国以来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真实写照。正是由于文化程度随年龄增长明显下降,高龄老人的经济收入才明显偏低。
身体素质分指数随年龄增长明显下降,表明老年人身体健康生活质量随年龄增长明显降低。问卷调查数据表明,60—64岁身体健康人数占41.xxxx,有重病的占3.xxxx,生活不能自理的占0.xxxx;80岁及80岁以上老人身体健康的人数仅占24.xxxx,有重病的人数却高达10.xxxx,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数也高达10.xxxx。如果把身体较差也视为未达健康长寿标准,那么低龄老人有1xxxx不能实现健康长寿,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分别有2xxxx和3xxxx不能实现健康长寿。可见,城市老人随年龄增长,健康问题更为突出。
四.不同文化程度城市老人的生活质量
不同文化程度城市老人生活质量指数如表6:
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文化程度的城市老人随文化程度提高,综合指数明显上升,表明城市老人文化程度越高,生活质量也越高。客观生活条件指数、主观满意度指数和人的素质指数与综合指数完全一致,表明城市老人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与文化程度也呈正相关。
老年人的文化程度基本决定了老年人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和客观生活条件。文化程度高,不仅较高的离退休金成为其主要经济来源,而且继续就业或再就业的机会也较多,容易获取更多的劳动收入。文化程度低,离退休前在非国有企业工作的比例相对较高,离退休后得不到离退休金的比例相对较大,既或能得到,数额也很低。由于没有一技之长,继续就业或再就业的机会也很少,很难继续获得劳动收入。对辽宁城市老人的抽样调查表明,大学文化程度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的97.xxxx是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月人均可支配收入80xxxx以上者占66.xxxx,低于20xxxx者仅占4.xxxx;文盲半文盲主要经济来源的57.xxxx是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还有31.xxxx靠子女提供,月人均可支配收入80xxxx以上者仅占10.xxxx,低于20xxxx者却高达28.xxxx。
居住条件是老年人客观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对主观生活质量和健康生活质量也有重要影响。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经济收入较高,也有更多机会获得优惠住房的条件,比低文化程度老人的住房条件明显优越。辽宁城市老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均居住面积10平米以下的占4.xxxx,50平米以上的占19.xxxx;文盲半文盲人均10平米以下的占26.xxxx,50平米以上的仅占0.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