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消农业税后应注意的六大问题乡镇街道  ○

　　问题之四：乡村干部债务缠身，处境艰难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看，全国的乡村债务总额估计不会低于6000亿元，很可能已经突破了上万亿元，占中国gdp 的比重为1xxxx左右，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3xxxx～5xxxx之间，大大超过了长期建设国债的总负担。而乡村债务问题的产生和恶化主要源于体制性的严重缺陷，但现在却成了乡村干部的“心头大患”，他们几乎天天都受到债主们登门逼债的恐吓。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时期，广大乡村干部“以债抵税”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大多都是现金交易，这从情理上讲也应该及时还给债主们。“费改税”已经过去了5年多，现在又宣布取消农业税，债主们几乎已经看不到还债的希望，只好“逼上梁山”，很难预料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恶性事件。正如有的学者提出：“当一个国家的基层政权都瘫痪了，将影响到国家财政安全与整个社会稳定，那是非常危险的信号。”由此可见，如何引爆乡村债务这一巨型“定时炸弹”，确实需要制订出一套严密的预防性措施，采取拖延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
   　　问题之五：农村社区公共事务无人料理，陷于瘫痪
   　　取消农业税和禁止向农民摊派，意味着乡村组织几乎失去了经济基础。而高额的乡村债务使“政府信誉”严重下降，且不说农村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得不到政府支持和解决，即使像“五保户”供养的问题也没办法开展了。“一事一议”，实际上存在着很多隐患，具体操作起来既麻烦又容易变卦。总之，下一步应如何建立农村公共产品服务的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已经变得日益突出起来了。
   　　问题之六：县乡机构改革进展迟缓，一时还难以理顺
   　　现在，我国县乡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回乡大中专毕业生或者是部队转业青年。这些人是在国家人事计划分配政策指导下，通过正常渠道安插进来的，他们的工资性收入虽然不高，但却享受惯了政府机关无所不包的福利待遇，因此减谁、留谁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与此同时，县乡政府机关越是超编人员的关系越复杂，因关系网带来的人情阻力甚至比政策威力还要大。如果说取消农业税只是断了县乡干部的“财路”，那么精简机构和人员就是切断其“后路”，因而推进县乡机构改革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综上所述，我国在现阶段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在县乡机构改革、人员精简和政府职能转变完成前的“阵痛期”，正确处理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点，是集中全力保持社会稳定；而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允许的前提下，关键是如何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与判断，针对大多数省份争相宣布取消农业税的大好局面，千万不要盲目乐观。当务之急是要认真研究和制定出近期内的“农村改革优先序”，一定要把保持整个社会稳定放在各项改革和农村工作的首位，把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现有的机动财力集中

起来，全部用于支付县乡机关干部“人头费”和保障政府正常运转的经费。同时，下决心适当合并行政村和村民组，在严格核定“农民干部”编制和总人数的基础上，调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分配办法，将村干部和村民组长的报酬所需资金列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适当提高标准，实行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到县、控制到乡、落实到村，设立“村级组织经费专户”，直接用于支付村干部和村民组长的工资性报酬、村级组织办公经费和“五保户”供养，并且保证按月支付、兑现。
   　　具体讲，全国目前有7xxxx万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配备xxxx专职农民干部，总人数大约为35xxxx人，每年人均工资为4000～600xxxx(相当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3倍)，政府支出每年估计在140～210亿元之间。加上60 xxxx万个村民组长，每年人均补贴金额为50xxxx/人，每年需要大约30亿元左右，上述两项合计为170～240亿元。这对于9亿农民这样庞大的人口群体来说，不管是从经济上算账还是政治上算账都是合算的。此外，对离退职村干部应采取“ 区别对象，划分标准，分步实施，有先有后”的解决方案，逐步落实他们生活待遇的问题。总的看来，我国目前解决13亿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还不大可能，但可优先考虑把离退职村干部纳入“低保”救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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