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州三农问题的思考：基于温岭新民村案例研究乡镇街道  ○

;  其中，对收入差距水平影响最大的是企业家才能要素，该要素的收入对基尼系数18年的平均影响程度达到5xxxx；其次是劳动收入，高达3xxxx——是浙江省1xxxx固定观察点中企业家才能要素的影响程度超过劳动要素的仅有的两个村之一（另一个是绍兴西蜀阜村）。可以说劳动、企业家才能主要解释了新民村的收入差距水平。而劳动、企业家才能两个要素事实上都是来自同一个主体——人力资本。只不过是由于不同经济个体风险偏好的差异，在市场上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型，从而决定了最终要素收入表现形式的差异：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个体选择了基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人力资本“剩余定价”方式，从而表现为企业家才能的收入；风险偏好程度较低的行为主体则选择确定性的人力资本报酬作为自身的收入，从而表现为劳动收入。
       另外，新民村资本要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在过去18年中虽然平均只有3.xxxx，但是从2003年的情况来看，资本要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却高达11.xxxx，是浙江省1xxxx固定观察点中最高的一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农村居民都是从人民公社脱离出来并从零资本的起点出发，然后不断在市场活动中获得收入从而积累资本。而资本是有累积效应的，也就是说资本通过各种投资渠道进行的自身增殖使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收入越来越高。新民村农民收入便明显的表现出了这样一个特征，资本要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不断上升。
       最后，农村内部转移性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也高达xxxx。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主要来自村民之间的人情往来以及家庭内部的赡养费、赠与收入等等。在农村，村民所赠送的人情往来费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的收入水平，对方收入水平越高，送的也越高——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民村的高收入人群获得较高的转移性收入。但是，赡养，赠与收入在农村的习惯则与人情收入相反，是向低收入人群转移的，从而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但是，从18年平均情况来看，在新民村，前者起了主导作用，同样的成为浙江省1xxxx固定观察点中的一个特例。
       三、结论和启示
       从新民村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则可以看到，由于台州农村较为成功的工业化，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农民收入也不断的开始分化，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就目前的台州而言，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和公平还是不能得到有效兼顾的。农村居民人力资本要素对收入差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农村收入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企业家才能从事不确定风险的经营活动的经济个体和具有专门技能的劳动者。同时，资本、转移性收入也随之而表现为向高收入人群集中的趋势。这些特征，不但跟全国的背景完全相反，而且跟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发展特征也不尽相同——可以说是显著的“台州农村收入现象”。
       如果要缩小台州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问题，关键的还是在于改善对农村居民

人力资本的投资。在笔者对新民村的调查中发现，经过2xxxx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居民中有足够的人力资本能从低效农业生产转移到高效农业生产、从农业生产转移到非农生产的经济个体已经完成转移。目前农村中的低收入人群在过去20年中的生产、生活都没有得到显著的改观，那么在今后也不会有得到有效改观的可能，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大多数的农村低收入人群习惯了多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越发呈现出风险厌恶的倾向，缺乏流动的动力。
       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投资应该着眼于农村下一代人群，尤其是加大对农村下一代居民的基础教育的投资，改变当前重城镇、轻农村、重高等教育、轻初等教育的教育投资格局，改变农村居民集资办教育的格局，使下一代农村子女身上普遍的获得基础的人力资本，最好是打破城乡壁垒，让农村孩子到城镇接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另外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农业劳动力转移、加强转移性收入职能等等方面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收入差距的缩小往往是一代或几代人的努力，不是短期便能一蹴而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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