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疑“政府＋公司＋科技＋农户＋基地”的“新模式乡镇街道  ○

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小农”身份，成为现代的“务农者”(farmer)，进入了市场。这些人当中包括转业军人、基层干部，甚至农村的小知识分子。一般都是从村民那里租用土地使用权，实行规模化农业经营，从几百亩到几千亩不等。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甚至掌握上网技术，有些还雄心勃勃，发起组织行业协会。这些人是我国艰难而慢慢成长起来的务农者(farmer)中的未来精英。
   　　有些学者、干部，通过到国外考察，发现国外先进国家行之有效的各种农业行业协会。研究农民职业教育的李水山写了一段感慨：
   　　“到国外考察,很多人感慨万分,人家的农协（服务机关）院子越来越大,楼层越来越高、职能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行政机关办公楼越来越小,甚至与其他部门合楼办公,足以说明已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中国研究》2002.3.1)
   　　然而在我国，要发展农业的行业协会始终存在着重重困难、顾虑和阻力。
   　　困难首先在于小农的缺少科学文化，更重要的是缺乏公民意识，他们不懂得自己的命运最终还得靠自己来主宰。笔者在一次研讨会上发言谈论果农协会之后，引起业界和新闻界的兴趣和重视，有位广东某地的研究所人员说，当地试图成立花卉种植者协会，花农说：“你们干部说咋办便咋办吧！”。相反，我接待过澳大利亚的荔枝协会(alga)主席dixon先生，他也是一位道地的果农。近年他多次来华为协会推销他们生产的反季节荔枝到我们这个“荔枝王国”里来，也开始考虑从我国进口荔枝。他曾经希望能够出资邀请我到该国出席他们的年度研讨会，他个人的文化素养令我称羡。我国的小农的困难还有外在的，主要在于成立真正群众性的组织的种种麻烦。
   　　不久前，我们学院的一位教授应南非colors公司的邀请出访考察当地水果生产，带回不少知识和信息。colors公司原为六家农场共同组建的一个营销合作组织。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上市的营销公司。别的农场可以把生产出来的水果交由该公司销售，一般是采前签订合同，由公司派人来采收包装，打上公司品牌，然后向客户推销，规定从中公司赚取xxxx的利润，一个月之内必须把果农应得地份额返还果农。整个运作过程以诚信为基础，如果拖延交款，果农下回便会转向别的公司。colors公司有点类似我们的“龙头公司”，但它不能任意欺压果农户。
   　　所以我不否定“公司＋农户”是一种可利用的形式，更不会无条件地反对它。但必须设法切实地规范“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关系，避免农户被公司压榨。美国如何处理这对矛盾呢？据报道，他们采取果农按送交果品的数量可以参股公司，从而获得利润，这样就把公司和果农户“捆绑”在一起，成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但我认为，较好的形式还是“公司＋协会”，因为个体农户在和公司谈判时处于零优势，成立协会则产生联合强势。
   　　可是，我曾试着对某官营果场场长谈论成立果农协会的事，他说：“这种协会靠挂到哪里？靠挂到当地民政部门，人家没兴趣；靠挂到农业部，它高高在上如何管？（真是三句不离“官”字——笔者）弄不好还会怀疑你想搞ｘｘｘ呢!”我虽然觉得他像是在同我“打哈哈”，信口开河，但却也多少反映了官方的不热心和疑虑重重心态。我想，我们的官员们更加热心的，恐怕还是自己能不能事事唱主角，比如搞个什么什么展销节之类，容易搞得轰轰烈烈，从而为自己打造越来越多的“政绩”。至于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自治能力是否得到锻炼提高，是否朝着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前进，显然许多官员没有太大的兴趣，甚至还有不少疑虑。
   　　所以，逐步提把我们的各级政府从“为民作主型”改造为“为民服务型”具有根本的意义。至于何年何月能够实现，我连“审慎的乐观”都不敢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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