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则农民收入问题在本质上就变成了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因此就变成了解决非农就业问题。但是,我国目前面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党和政府的困难问题,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更谈何容易。这就决定了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决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它实际上是国家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要面对的问题。
对比农民收入和就业形势的变化,可以容易地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当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好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就快,当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变糟糕时,农民收入的增加就变得困难。
分三次产业观察就业弹性(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所对应的就业增长的变化率),就业形势和农民收入变化之间的这种相关关系变得相当清晰。鉴于第一产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其就业弹性实际上很难反映该
产业有效就业的变化,而是表现为一种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张车伟、蔡昉,2002):当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的时候,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就升高;当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提高的时候,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就会下降。事实上,每当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大批流动劳动力首先被排斥出去,被迫回到农村和农业中。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就可以基于就业弹性来判断就业形势:当第一产业就业弹性越低甚至为负值时,总体就业形势就越好;当第一产业就业弹性高时,总体就业形势就会比较严峻。由此看出,1980~1986年和1992~1997年两个时期是中国总体就业形势较好的阶段。1998年以来,就业形势趋于严峻化。与就业形势相对照,我们很容易看到,在就业形势好的时期也同样是农民收入提高最快的时候,而就业形势糟糕的时期也是农民收入变得困难的时期。尤其是1998年以来,就业形势日趋严峻,而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综上所述,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源泉变化的实质在于,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农民收入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农业问题,也非“三农”问题所能涵盖,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全局的大问题,是一个越来越多地和就业问题相关联的问题。这就要求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时不能就农民论农民,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而必须要把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去考虑,把农民收入和一、二、三次产业的发展相联系,把农民收入问题和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步伐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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