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者平均学龄(负)、劳动人口负担、家庭人口规模(负)、非农化程度、省际间政策差异、耕地零碎程度等。对于推进农地要素流转的收入因素来说,只是其它诸多因素的一个综合,诸如家庭经营管理水平、家庭人力资本储备、非农化程度等。当然,省际间的政策差异性以及国家土地管理政策变化等因素对农户家庭农地流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诸如,二轮承包政策的实施是促使“九五”期间部分年份间农户家庭农地变频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以往研究中我们已经证明,农户的行为是经济理性的。农户家庭所做出的每一个经济行为都是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即使最终证明个别行为没有达到效用最大化,但其出发点或初终是这样的。在农地流转行为方面,农户的决策一样具有经济理性。无论是从要素资源配置看,还是从要素利用效率看,做出增加或减地决策的农户,都是比较经济理性的。增地农户家庭在种植业上的资源(用工、用地以及投资等)利用效率明显好于减地农户。这就是为什么在农村农地经营效率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过程中,还有一部分农户在增加其经营的耕地规模的根源所在。用经济学的话说,相对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农地在农户间流转的根源动因。很明显,这一结论是为我们在制定农地调整政策不可忽视的依据。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