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三农业背景中村民自治的思考乡镇街道  ○

，也不过是说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定，需要照顾民生。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乡村自治并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上的自治，而只有因“山高皇帝远”而产生的“管不着”意义上的“自治”，或者因与皇权有特殊关系而得到的“自治”，如地方的诸侯和王国。建国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仍然不能说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1982年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第一次在宪法意义上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原则，为中国村民自治提供了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法律基础。它使得中国的村作为一个公共管理单位可以与政府平起平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公共管理单位，自主提供自己的公共服务，解决自己的公共问题。 　　1982年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宪法还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这一规定，有三个内容值得关注：一是村民委员会按照居住地区设立，也就是说，它不按照行政安排设立；二是村委会成员由选举产生，而不由上级政府任命；三是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其与基层政权的关系由法律规定，不过宪法具体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基本内设机构以及基本职能，主要是办理本地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与政府的关系是协助社会治安，并发出基本的声音。 　　这一宪法规定没有很快进入实践层面。5年以后，也就是1987年11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在全国局部地区开始试行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1998年11月4日，在试行11年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各地开始全面推广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这一实践引起了各方面的兴趣，国内外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出版了很多文献。本文将探讨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中国村民自治提供的法律基础，以及在法律层面存在的问题。 　　二、村民委员会的性质与职能 　　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日经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共30条，仅310xxxx字。各省人大常委会一般都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实施办法，增加内容不多，主要是细化村民委员会的职能，一般也只增加500~1000字而已。 　　《组织法》一开始就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目的是，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组织法》和各省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村民委员会主要有如下具体的职能： 　　村民委员会具有公共服务职能，如因地制宜地兴办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村民委员会具有准司法职能，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村民委员会具有经济规划职能，编制并组织实施本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村民委员会具有组织管理经济职能，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依法管理财务和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草场、森林及其它财产，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村民委员会具有多方面的教育职能，也就是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村和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从这些规定来看，村民委员会的政治目的是村民自治和民主，即通过民主的方式自我管理，它同时兼具经济发展和道德提升的目的。《组织法》和相关规定，使得村民委员会不仅具有公共管理意义上的、以民主为基础的强制力，如公共服务融资所需要的强制力，更具有了在经济管理上的强制力和道德上的强制力。在现代社会里，公共权力组织的权威通过民主得到保障，其强制力的危害被民主程序和法治化解；经济组织的强制力表现为内在的组织能力和外在的竞争能力，而其强制力的危害则由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国家法治化解；道德组织的强制力，往往通过其非赢利性和成员的自愿性得到化解。村民委员会作为政治、经济和道德三位一体的组织，其职能往往趋于无限：作为经济组织，它不一定面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为道德组织，它又是赢利性的，并且成员未必自愿。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委员会即使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政治约束机制，由于在经济和道德方面缺乏规范，也会演变成职能无限的、不受村民约束的组织。 　　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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