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高技术化,就是促使传统产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尤为重要。所以不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还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最核心的部分都在于创新,如果我们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只是扮演一个“拧螺丝钉”的角色,即便产品都在你这里生产,也不能说在高新技术领域争取了主动、拥有了优势、拥有了核心竞争力,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们要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
二是深化改革的文章。改革对于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改革的过程却是步履维艰、阻力重重。因为只要改革就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再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蛋糕做小,都希望改革能让自己得利。但如果大家都是这种思维,我们的改革就无法推进。有人讲改革是自下而上的,也有人讲应当自上而下,但我认为,改革要来自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我们都要参与改革,也不要排斥成为被改革者。比如政府改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工作对象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我们的思维模式、管理工具究竟发生了多大变化呢?我不敢说没有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与我们面临的环境相去甚远。以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为例,我们常说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那么怎样确保我们的决策是科学的、民主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个应该成为我们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在这方面显然做得还不够。
三是对外开放的文章。发展的实践证明,凡是发达地区、成功企业,必定是走在对外开放前列的。比如兖州的太阳纸业、华勤集团,以及兖矿集团、如意集团,这些企业都是对外开放的先导者,其发展理念、资源聚集方式乃至营销市场都是开放式的。反之,一些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企业,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开放度不够是一个重要症结。目前我们利用自身的资源不够,利用外部资源更少,利用资本市场吸纳优质要素的能力就更显不足。刚才几位顾问谈到了资本运作问题,使我们看到了自身资源与外部资本对接带来的机会与产生的效益。我们的高新区同样如此,他们做创业资本已经有了良好开端,原来很多企业想拿一、二百万元贷款都很难,但是有了创业资本以后,只要它认可你的技术和团队,就可以几千万、甚至上亿地往里投。此前在只有英菲尼迪1家创投公司,现在已经确立的有3家,今年可能有5-8家落地。如果我们能有5家创投公司,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对50家企业进行创业投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通过创业投资对这个企业进行辅导、引导,这对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再比如人才问题,我们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又做了多少工作呢?我们可以花很多钱、花很大成本去招商引资,但是当看到一个优秀人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表现出同样的兴趣、同样的决断力呢?徐冠华部长在科技部工作的时候多次强调:“不惜一切代价吸引优秀人才,不论国籍、不论肤色。”现在国家层面上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伐,那就是实施“千人
计划”。我们把眼光放到国外,人才兴国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新加坡有什么资源呢?在“弹丸之地”建成了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国民素质,靠的就是人才。日本也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但却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国家,因此才有了二战后的经济腾飞。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创造了这样一种经验和模式,形成了一种规律,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更多的吸收、更多的借鉴呢?所以要发展,关键是不能封闭自己,不能在自己相对充裕的资源环境里自得其乐,在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对接和人才引进上,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
四是县域发展的文章。现在的发展还面临两大问题,或者是两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即城市建设问题和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急需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城市组群建设。我认为,这是迟早要做的一篇大文章,而且是越早越好,关键是怎样迈出第一步。多年前就提出要建设组群结构城市,而不是追求一城独大。刘太格先生对此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冥冥之中上天赐予的一种机缘。我也多次谈到城市的魅力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它的功能。如果我们能够借助现有基础,对公共服务、基础建设、产业布局,包括商业综合体开发等方面进行完整规划和布局,在自身的城市发展或者城市化进程中,就会创造一个自己的模式,而这种模式会带给我们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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