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经很少再听到这种声音了。我们长期反思的结论是:现代化不能完全丢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能离开自己的出发点,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与文化。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唐代就已经迎来了自由歌唱的历史时期,唐代的多元繁荣是中国文化史的最辉煌的记忆。
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它是多元的,具体可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我们过去讲中国文化,一般都讲黄河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基准,因而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内陆文化、写实主义文化等等,成为人们概括中国文化的常用语言。但长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黄河文化的范例。甚至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长江上游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和黄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夸张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甚至使人怀疑这是中国人制作的造型吗?从这些青铜器的构造上,我们约略可以想象出四川人的性格似乎带有青铜器的刚性。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参观河南的博物馆,看到黄河流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各种鼎器的造型浑厚庄严,有力度,感觉很震撼。后来馆长带我去看另一处存放的青铜器,一排的鼎器,但造型轻巧,下座虽大,腰身却很细,年代也跟黄河流域差不多。馆长让我想想是哪里出土的?我说可能是三楚。他说是啊,“楚王好细腰”嘛。宫廷的审美取向已经影响到了青铜器的造型。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楚文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长江下游的浙江则有大规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饰物,而且有生产工具和军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剑等等。所以考古学家怀疑,我国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个玉器时期。这些洁白坚硬的玉器,或许也可以让人联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所以,不仅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不同,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也有很多差异。黄河文化的那些人们熟悉的特征,不一定完全适用于长江文化。长江自古以来航运便利,可以直接和海洋联系起来,如果说黄河文化带有内陆文化的特点,那么长江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海洋文化的特点。长江流域南面的岭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就学术思想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学术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最高形态的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佛教是在东汉时期由印度传到中国的,这么一个外来宗教慢慢变成中国自己的宗教,是由于儒家的思想有极大的包容性。道教的产生也在东汉,当佛教思想刚刚传进来的时候,起来进行反驳和讨论的居然不是儒家而是道教。因为道教是宗教,所以对另一种宗教的理念不能认同。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写过有名的《神灭论》,就是批评佛教思想的。他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据陈寅恪先生考证,范缜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他自己,都信仰天师道,这是道教的一个分支,他反对佛教,是由于他有道教的家传影响。
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宗教战争,但是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很少有宗教战争。这是由于中国的文化思想有极大的包容性,特别是儒家思想。所以然者,在于儒家不是宗教,或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为传统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不是宗教,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得很好。汉以后儒家是在朝的思想,道家和道教以及佛教主要在民间。对于一个知识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补使得精神空间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进退、顺逆、浮沉,均有现成的学说依据,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思想给人以上进的力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仕途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职、斥退、罢官的时候,道家无为的思想便可以给他很好的支撑。道教崇尚自然,可以让他畅游于山水之间。甚至遭遇罪愆,如果信奉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总之生命个体不会陷入完全的绝境。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基本特征。
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依托物。依据文化人类学的法则,文化传统可以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就是大传统;而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则是小传统。大小传统是互动和互相依赖的,当大传统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民间文化中搜寻到它的碎片。所谓“礼失,求诸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到东南亚一带,看到那里的华族社会,其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性仍然相当牢固,甚至比我们国内看得更重。
中国文化自有令人自豪的不间断的传统,原因很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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