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务员涨薪:两难之下的选择  ○

收入假说和弗里德曼的长久收入说。这些理论认为，稳定的收入必然转化为稳定的消费。
但还有一些专家并不相信这些理论就能适用于现在的局势。杨宜勇就认为：“如果消费结构性障碍不变，工资转化为现实消费的概率不会很高。”他指出，考虑通货下降因素，这两年社会实际工资是增长的，但每年的储蓄还是在增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强则认为，如果不是强制消费的话，这笔钱可能最终仍会转化为储蓄――如果这笔钱只让购买住房，那它的市场效应倒是能马上显现出来。
国家体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潼认为，涨薪带动消费是毫无疑问的。他说，涨薪的次序应当是这样：公务员之后是事业单位，然后是国有企业。当然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可能问题不大，亏损企业能否提工资就有争论。
1993年，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为4916亿元，第二年就达到了6656亿元，一年上涨35.4%。以后总额的绝对值仍逐年上升。1995年是8100亿元，1996年是9080亿元，到了1997年，上涨的幅度开始减小，仅达9405亿元，1998年则出现下降，为9297亿元。以此为依据，王潼教授相信，这次公务员工资上调也会起到同样的带动作用。

曹远征也说，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需要强化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如果公务员涨薪后增加消费，“他们所处的位置，使得他们的这种行为比其他阶层的消费行为更具有示范效应，在稳定他人的预期方面也有更大作用。”
羊毛出在谁的身上
涨薪的钱从何而来？种种分析认为，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
我们不妨算一笔帐。目前正式在编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为1.8万人，但去年为了使机构改革进行更为顺利，政府曾作出过这样的规定：分流的公务员虽然不再属于公务员编制，但仍享受公务员的一切福利待遇，即仍属财政供养人口。此外，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团、工、妇以及部分事业单位同样是随公务员制吃“财政饭”的，公务员涨工资，他们也要跟着一起涨。把这些人都算在内，中央一级的差不多有3万多人。如果按照普遍的每个月人均长300元的看法，如此算下来，这笔财政支出至少需要一年近一个亿。
这笔资金不算大。但这个数字仅是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一年涨薪的财政支出，如果算上地方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数字要庞大得多。此外，如果公务员涨薪，下岗工人的最低生活保障费、离退休人员的工资补贴，都将相应上调。而和公务员关系最近、向其看齐的事业单位必然也是要水涨船高的。这些钱纵使不从国家财政直接划出，也很可能对财政间接造成压力。另据悉，政府也将鼓励企业根据其效益调整工资，并不设上限，对高层经营管理人员更是理所当然地开了大口子。
于是有一个问题：涨薪带来新一轮工资上涨，会不会推动成本上升，对扩大内需政策产生一定抵销作用？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曹远征分析说，公务员涨薪由财政负担，而财政基本不负担国有企业，企业的工资水平由企业的赢利状况决定。他认为，国有企业的职工是否涨薪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财政问题；其次，涨薪不会损害扩大内需的政策。因为目前的问题是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不是成本过高或售价过高。所以他认为考虑当前的宏观环境，涨薪是必要的，时机也是恰当的。王潼也认为，为此承担一定程度的财政赤字是可行的。[Page]
杨宜勇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今年涨工资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他认为，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两年连续滑坡，并不具备涨薪条件。他还指出，国外在经济滑坡的情况下，政府一般倡导削减工资。因为涨工资可能导致更多的失业，减薪则可以为企业减少费用，防止经济进一步恶化。中国应当在经济转好、出现恢复迹象并开始上升时再给公务员提薪，明年下半年有可能是较好时机。现在的有效措施是减免税收，以给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空间，在微观层面促进经济的增长。

靠改革摆脱两难
公务员涨薪，毕竟是个比宏观经济效应更敏感的话题。此举牵涉到方方面面，一步迈出，不可能不反复斟酌，权衡再三。不少学者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公务员涨薪可能带来的冲击及对策。
长期以来一直研究收入分配的老经济学家赵人伟认为，即使需要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宜一次到位。因为“公务员制度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工资水平太低，而是因为冗员造成的效率低下。涨工资应该与机构改革互相配合，以提高工资作为竞争上岗的激励机制：只有达到某一目标的人才能涨工资，才能继续留在公务员序列中。也就是说，裁减冗员也不能一刀切”。从这个角度看，他主张应该在三年之内，分数次而不是一次对公务员的工资进行调整。
贺阳在分析公务员工资上涨可能产生的问题时认为，第一是吃皇粮的人多，人多就不好涨。第二是公务员素质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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