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从1949年当兵以后,大舅就把自己交给了部队,很少回家,家中的事情全部落到了舅妈一个人的肩上,嫁给当军官的大舅,舅妈没跟着享什么福,反而遭了不少的罪。
1958年6月,舅妈带着三个孩子来找大舅了。那时大表姐七岁,大表哥两岁,二表哥才三个月,舅妈一路打听着偿尽辛苦,终于在野草丛生的工地里寻找到了丈夫的“工作单位”。大舅接到家属来了的消息,和他的战友从老远的工地上往回跑,去迎接老婆孩子。一家人在北大荒的原野上见了面,随着大女儿叫了一声“爸爸!”,他们都哭了。这奔涌而出的泪水里包含着怎样的愧疚与责备,思念与牵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在场的战友也无不为之动容。大舅伸出双手想抱孩子,可孩子们却躲到了妈妈的身后,孩子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胡子拉茬”的爹。大舅对舅妈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里太艰苦了,你们回去吧!”舅妈坚定地说:“你们能呆下去,我也能呆下去,不回!”队长把大舅全家安排在了一个睡40多人的大通铺的东头暂时居住下来。两个大点的孩子生活没有什么特殊待遇,与大人一样,一天三顿大饼子咸菜,老小儿奶不够吃就贴补点儿苞米面糊糊。
当时的条件真是艰苦,夏天蚊子、小咬、瞎蠓扑头盖脸,土路一遇降雨就泥泞不堪,机车开上去就出不来;冬天呼啸的大烟泡,能冻死人。这些都不算什么,更可怕的是野狼特别多。三五成群,白天出没在草原,晚上围着集体宿舍转悠。守护孩子,不被狼袭击成了家属的第一责任。
水利工程会战期间,大舅是队长,每天晚上十点多才能回来。一个大筒子房就剩下舅妈母子四人,舅妈点上油灯,准备好脸盆和木棒,屋外一有狼出没的动静,就敲响脸盆把狼吓跑。第二年春季的一天,趁三个孩子午睡的时候,舅妈去食堂帮忙。二表哥睡醒后,爬到外边找妈妈,找不到妈妈就在外面草垛上玩了起来,玩累了就在草垛上睡着了。舅妈回来发现孩子不见了,到处找也找不到,以为是让狼叼走了,心急如焚。全队的人都从工地上回来帮着找孩子。等把孩子找回来后手和脚都冻肿了。舅妈心疼地哭了。大舅说:“这小子命大,没有让狼叼去,将来必有后福。”
孩子们渐渐长大,大舅的“官儿”也越做越大。由原来的队长升到教导员,后来做了农场组织部部长。
他作风严谨,严于律已,坚持原则,从不以权谋私;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一心一意为群众办事,从不收礼。在帮助别人解决了困难之后,有时人家为了表示感谢送来礼物,他一律不收,叫人家带回去。有的人强行放下就跑,过后他也都吩咐子女给送回去。五个子女,他没有利用职权给安排过一个好工作,他们都是从最底层干起的。
1982年,最小的表哥待业在家,大舅为了让表哥接班,提出申请提前离休。人们不解地问:“凭你的职位找农场领导给孩子安排个工作不成问题,还用得着提前离休让孩子接班吗?”大舅不愿意给组织增添任何麻烦,55岁就离开了他心爱的岗位。离休时光各种奖章、奖状、荣誉证书足足有一小箱子。
离休后,他闲不下来,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合唱队、门球队都有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