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导侦查取证之我见纪检监察  ○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是司法实践的必然要求
   引导侦查取证的提出，尽管只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是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却早已开始这项工作。在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中，就有检察机关介入侦查的有关规定。在介入侦查工作中，审查逮捕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参与案件的讨论，在法律的适用、证据的收集以及采信等方面发表意见，这都是引导侦查取证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引导侦查取证的作用。正是随着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随着检察改革的深入，引导侦查取证的问题也终于提出，并逐步在侦查监督部门开展起来。1997年公安机关进行刑侦改革，取消了预审部门，提请批捕案件大幅度上升，由于缺少把关，造成批捕案件质量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取证不及时，导致证据灭失。特别是一些群体性轻伤害案件，基层公安派出所往往接到报案后，看到伤势不重先是让犯罪嫌疑钱给被害人治疗，而忽视了调查取证，导致双方都进行串供，而错过了最佳取证时机，导致该案难以处理。2、不能正确认识逮捕性质，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后，就直接移送审查起诉。逮捕是“刑诉法”规定的保证侦查工作顺利进行的强制措施，而一些公安侦查人员认为，检察机关既然能够批准逮捕，就证明案件质量已不错了，就直接移送审查起诉。未能按照批捕部门发出的提供法庭审判证据通知书提出的补充证据的要求去落实，一些案件的证据仍停留在呈捕阶段的水平。3、收集证据不全面。一是收集证据的种类不全面。我国“刑诉法”规定了7种刑事证据而公安机关只注重收集言词类证据，而忽视了其它种类证据的收集。在我院受理的公诉案件中，言词类证据占9xxxx，书证、物证等类型的证据只占1xxxx。如，一些侦查人员只注重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突破，忽视其它相关证据的收集。往往认为犯罪嫌疑人已认罪了，就是铁证如山，案件成功侦破了。而我国“刑诉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二是注重一罪或一起犯罪事实的证据收集，而忽视其他犯罪或多起犯罪证据的收集。在涉及多起犯罪事实或多个罪名的犯罪案件中，一些侦查人员认为对犯罪嫌疑人只要查实其一罪，或查实其一起犯罪事实，就足以对其定罪判刑，而不注重对其他犯罪事实或多起犯罪事实证据收集，导致大案办成小案。三是注重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和加重处罚的证据收集，而忽视对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和其辩解的证据收集。我院2000年以来，公诉部门追加认定被告人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处理情节的案件就有2xxxx起。4、固定证据手段单一。首先在固定犯罪嫌疑人口供方面，只是其作一次有罪供述后，其它若干次讯问均简单地重复以往的陈述是否属实，不是每次都固定其陈述的详细情况。在移送审查起诉时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都在5份以上，但能够反映其犯罪事实的全过程的只有一次，如果翻供，其在侦查阶段所作的供述是否成立，很难作出评判。其
   次由于我们市财政困难，公检法的装备都很落后，公安机关在固定证据的手段上仍靠传统的方法，以笔录的形式进行，很少有录音录像等现代化的手段。2000年以来，我院受理的70xxxx起案件，只有xxxx采用了录音录像等方法固定证据的。5、收集证据重实体而轻程序。一是收集证据主体是xxxx以上的侦查人应在笔录上签字。实际中大量存在只有犯罪嫌疑人签字，而共同讯（询）问的侦查人员未签字的情况。二是证据文本不符合法定要求。存在调取书证是缺乏取证人签名及书证来源的记录，勘验笔录没有证人的签名或盖章，鉴定结论没有鉴定人签名或盖章，告知权利不全面等现象。以上几点导致不捕不诉比例增大，影响了对犯罪的打击力度，要提高办案质量，降低不捕不诉比例，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必须加强配合，共同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从检察机关的角度来讲就要介入侦查活动，提出侦查取证的建议，从侦查初期就要为案件批捕、起诉打下良好基础。从近两年引导侦查取证实践来看，受到了基层公安机关和侦查人员的欢迎，为提高侦查办案质量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如2004年我院在审查批捕宋红涉嫌盗窃一案时，就积极发挥了引导侦查取证的作用。犯罪嫌疑人宋红系贵州省沿河县人，虽然身形瘦小，却身手矫健，擅长攀登之术，以此作为横跨数省行窃作案的本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000年5月6日深夜，宋红悄悄顺着居民楼的墙壁的排水管到攀援而上，潜入滁州市一幢六层楼住户，窃取手机等物品，受害人发现家中失窃而门窗却安然无恙，这种类似案件先后在江苏、上海等地发生数十起，被盗住户都是高层，由于其系跨省作案，手法奇特，案件长期未能破获，罪犯一直逍遥法外，直到杭州铁路警方协助，宋红才被抓获归案。我院接到提请批准逮捕宋红的案件后，经过细致审查发现缺乏准确物品价值依据，犯罪嫌疑人宋红也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本案无法进行准确认定盗窃数额。批捕宋红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也绝不能不捕了之，放纵犯罪。我院经过分析认为，这种流窜犯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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