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绑架罪客观方面二题之法理思考纪检监察  ○

提出其他不法要求行为是有机统一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绑架罪既遂状态的形成，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同时，只有二者的统一，才能反映出立法规定该罪的真正意图。而单一行为主张者认为绑架罪为行为犯，只要一实施绑架行为即成立犯罪既遂，脱离了主观罪过及客体等特征，似过度简单机械套用行为犯概念。
   　　笔者赞成“复合行为”说。所谓复合行为，是指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中包含数个实行行为的犯罪。其特征是：（1）复合行为存在于一个具体的基本犯罪构成中；（2）一个具体犯罪构成中，必须含有数个行为，即行为的复数性；（3）数个行为须为实行行为，非实行行为不能成立复合行为。绑架罪的客观行为是绑架行为与勒索财物或提出其他不法要求的行为两方面组成的，即在获取财物或其他不法要求的目的的支配下的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统一。对于前者而言，行为人实施绑架他人的手段行为，即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将人质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直接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对于后者而言，行为人向与人质有关的第三人提出不法要求，直接威胁着第三人的自决权。可见，“复合行为”说关于本罪客体的解释在理论上保持了协调性。
   　　运用“复合行为”说解释本罪也最能体现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主客观两方面条件。[4]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犯的而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果只是主观上有犯罪目的，但客观上缺乏相应的犯罪行为，是不可能侵犯到具体的犯罪客体的。一定目的不一定必然体现出相应的目的行为的实现，但一定目的的实现必然通过相应的目的行为体现出。行为人勒索财物或其他不法要求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勒索财物或其他不法要求的提出，没有与主观相对应的行为，其目的的实现只能是“空想”。
   　　笔者认为“复合行为”说并不与“以勒索财物或其他不法要求的满足”的立法旨意相悖，将绑架行为与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行为均视为绑架罪的实行行为，并非意味着未勒索到财物或其他不法要求未得到满足就不构成犯罪既遂。另外，此说能比较合理的解释“单一行为”说无法解决的犯罪中止、共同犯罪等问题。
   　　三、“绑架”的虚像应否作为定性的实像
   　　这里所谓的绑架的虚像，是指他人未被实施实际的绑架行为或未被行为人直接实力控制。过去，诸多学者对“欺诈能否作为绑架的手段之一”、“被害人是否须被劫离原地”等问题的探讨，应该说，都是对该题的有益探索。而且司法实践中也时常出现相关案例，不同素质的法官会作出不同的判决结果，引起司法适用上的混乱，有必要从法理上剖析该题，努力探求与立法旨意相吻合的法律解释。
   　　“绑架的本质在于绑架他人为人质”[5]，即通过直
   接实力控制被害人，利用第三人对人质安危的忧虑来达到控制第三人自决能力的目的。刑法对本罪之所以规定如此重的法定型，主要考虑到不论行为人是否勒索到财物或实现其他要求，其绑架行为已经给被害人的人身自由造成严重的侵害，而且该被绑架人的近亲或其他人造成了痛苦和忧伤。[6]从绑架罪客体要件考虑，行为人的行为必须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和第三人的自决权，而且复合客体中二者不能缺一，其中，基础客体的侵犯必须体现在行为人直接实力控制被害人，致其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不知反抗，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被严格控制。“绑架”的虚象，也就是行为人未侵犯绑架罪基础客体上的他人人身自由权，但向第三人勒索财物或提出其他不法要求。一个行为未满足犯罪构成中的客体要件，却被认定为该罪，何能体现追求正义的法律价值取向，实属荒诞之谈。
   　　犯罪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7]其中，社会危害性表现为主观恶性同客观危害的统一。典型的绑架罪，是使第三人处于法律与道德的两难选择之中：不是蒙受巨大损失、作出重大让步，就是令人质遭受巨大的痛苦甚至牺牲。而“绑架”的虚像，首先是未实施绑架行为，从而未使人质的人身自由受限（这里的“限”，具有特定的限度），没有基础行为的存在，重大不法目的的实现至多只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其行为的客观危害的“巨大”值得商榷。至于此种情况，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是远远未达到绑架罪的要求，很难将一个以诈企图控制他人的“恶”同赤裸裸的绑架恐怖行为的“恶”相比较，这也是为什么诈骗罪的法定刑远远低于抢劫罪的一个重要缘故。
   　　刑罚的适用（可以说是野蛮的报复行为的文明化）必须重视罪刑均衡原则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我国刑法对此原则也有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