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思想宣传  ○

历史文化中，往往主张“各人自扫门前雪，岂管他人瓦上霜”，因而对民众慈善公益理念的形成带来一定的制约；(2)缺乏规范的捐赠法律制度，现有的少数慈善公益事业较为零散，缺乏监督和规范管理，并出现过一些较大经济问题；(3)我国现有的慈善组织缺乏独立性，难以进行大规模高效运作；(4)缺乏足够的政策扶持，经费来源严重不足，慈善组织的生存往往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发展壮大了。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动向分析

　　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之所以重要，福利经济学中早已有了论述。根据庇古的“收入均等化”学说，一个人的收入愈多，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愈小；收入愈少，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愈大。所以，即使在社会总财富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把富人收人的一部分转移给穷人，社会的总福利就会增大。

　　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如马克思预测的那样很快走向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原则催生了福利经济学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有关理论指导下不同程度上向福利国家进行了转型，政府开始积极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以帮助和救济社会弱势群体，减少贫富差距，缓解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

　　福利经济学不仅脱胎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且在现实中取得了明显实效，理所当然地也在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中留下了自身的烙印。

　　1、近期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

　　在5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中，中央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出了“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基本原则。但鉴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行政性垄断、制度性腐败、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市场的双轨制短期内难以破解和消除，至少在未来数年内，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将继续。

　　在这种情况下，近期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只能选择几个重点进行突破。

　　(1)“保低”优先

　　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地方毫无疑问是社会的最底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应当是提高农民、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下岗失业人员、低保人员的收入和社保水平，正如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所做的那样。

　　经济学家纳克斯曾经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该理论认为，贫困地区居民由于收人水平低，在用于生活消费支出之后，几乎没有余钱用于储蓄，致使资本形成不足，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难以提高，最终又只能获得一个低收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投入——低生产效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贫困也就被一代一代地被“遗传”了下去。而根据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制度，在相对贫困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反而越快，并因此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增长慢——人口增长快——经济增长越慢——人口增长越快”。在这两个恶性循环的叠加作用下，我国贫困的代际“遗传”现象已经有所显现。

　　有鉴于此，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前期“保低”成果，是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对城乡特困群众的救济救助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等三项任务都被写入此次改革的意见稿中。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将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待遇将逐步得到改善。城市低保水平和面积将不断扩大，其中企业改组改制、缺乏劳动技能和生活来源、资源枯竭城市工矿区和老工业基地的困难群体将成为低保重点考虑的对象。在农村地区将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确保农民收入的增长。

　　(2)进行工资制度改革

　　现在，许多人在谈到居民收入差距的时候，普遍认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太高了。最近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有69的人认为“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强化高收入人群税收监管，改变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的现状”最关键。这表明“调高”成为了当前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然而，从宏观意义上讲，中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原因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水平太低。或者换句话说，并非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穷”。所以，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工资制度的改革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外，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也是题中之义。

　　目前看，增加政府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十分必要，理由有三：一是经过多年的改革，企业工资基本上已由市场来调节，相对而言，我国政府与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明显滞后；二是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过低，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以后，这一比重略有上升，但始终没有超过15。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可能高达50左右。三是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数量庞大，其工资水准的调整可为企业工资的相应调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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