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问题,就成为必须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作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科学回答。 “三个代表”是统一的整体 (四)“三个代表”的关键,在于能否“代表”。就是说,要看我们党能否敏锐地把握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采取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有效的实现形式,真正切实地有系统地代表它们。 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要把这个道理真正落实到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部工作上,决非容易。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当时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究竟应当通过什么样的阶级路线和工作路线,才能成功地代表解放生产力的历史要求,就是一个曾在相当时期内历尽艰辛并付出巨大代价,而未能搞清醒的大问题。一直到党在正确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搞清楚革命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代表”的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党才得以蓬勃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又曾经误认为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不断提高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实践结果,恰恰相反,这样做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与群众的联系,结果是破坏了生产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移,制定了在改革开放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总政策,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个“代表”的问题才重新得到解决,党才重新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面对21世纪,党只有更加敏锐地把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趋势和要求,并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体制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才能真正跟上时代而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从而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闭目塞听,固步自封,对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茫然无知,那恐怕就谈不到能够领导人民推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甚至会被不断进步的时代所淘汰。 无数事实还证明,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们思想道德建设和崇高精神的培育。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年代,尤其如此。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马列主义的背景下诞生的,并且一开始就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反动腐朽文化展开斗争,推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不仅吸引和凝聚了广大的知识分子,而且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素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面对新的种种复杂情况,党在怎样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问题上进行了大量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在思想文化领域通过“大批判”来实行“全面专政”,使党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结果恰是阻碍以至破坏了先进文化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而且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说明,在怎样才能真正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上,党也曾经历尽艰辛,这也是关系全局的一大战略问题。任何思想僵化或者软弱涣散,不关心人类文明进步,不致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态度,都只能导致失败。 我们致力于推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这都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党执政以后,尤其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加要自觉地坚持这一根本宗旨。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同样并非轻而易举。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这方面的伟大创造和成功经验,不仅在党的历史上,而且在全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历史上都是富有光彩、极可宝贵的东西。我们还看到,当年毛泽东反复指出的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的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对官僚主义和其他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东西,则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党在解决这个“代表”问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种种不良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悬殊的问题,如何解决数量众多的下岗职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如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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