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否成功,“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经济特区是体制改革的试验场。1985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深圳是个试验,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1992年,他要求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邓小平同志眼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办经济特区就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不仅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大创举,而且在世界经济性特区发展史上也是一个新的贡献。
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1984年,邓小平同志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这是他对经济特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精辟概括,深刻揭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目的和意义。
经济特区建设不是收而是放。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1985年,他指出:“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1989年,他又说:“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
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198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深圳经济特区之所以能够连续10多年外贸进出口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与邓小平同志当年的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
经济特区有多种形式。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他不仅首倡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综合性经济特区,而且推动建立了沿海开放城市、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其他形式的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的发展要借鉴外国的文明成果。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983年,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1992年,他再次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经济特区要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实现共同富裕。1985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1988年,他又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他还反复强调,经济特区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要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1992年,他再次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时代意义
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作为邓小平整个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敏锐观察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创新意义。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具有开拓创新的特点。一是敢于探索的理论勇气。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中有许多新内容,超出了国外搞经济特区的做法和经验,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非凡胆略、政治勇气、创新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品格。二是重视实践的思维方式。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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