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减负 任重道远乡镇街道  ○

乱罚款。计生罚款有国策，谁超谁认罚，这点农民只能“认”了。但宅基划了，是干部点的头，乡里拿的证，过几年清查出面积超了要罚款。开个砖瓦窑，环保上说空气脏了要罚，土地上说手续没全要罚，文物上说未经文物勘探要罚，矿产上说取土取的是粘土矿也要罚，还有工商税、税务税等。老百姓说：“啥都不干没饭吃，你要干点啥吧，又有那么多人要吃你”。就是到派出所换名都要交几十块钱，还不给票。农民一年各种有名目没名目的似收似罚的负担，平均每个家庭也在百元左右。
   　　七是报刊征订摊派。都说是党报、党刊是宣传国家政策，非订不可，但老百姓负担了报刊费，却看不上报刊是不争的事实。据调查，各种报刊摊派征订，平均每户农民年负担各种报刊杂志费约在2xxxx左右。
   　　八是土地流失的变相负担。近几年城市的发展，有一种经营理念，叫做开发增值。但增值靠的是农民的廉价土地，土地的增值收益却不是农民，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更让农民费解的是一些名实相悖的形象工程也成了农民的负担。如海南开通的“绿色通道”，是争取国家给海南农副产品进京北上开了一条铁路“通道”，一路绿灯，运费低廉，让海南农民着实受益；山东、河南、陕西等省的绿色通道是让运送农副产品的车辆畅通无阻，减免各种费税；而山西前几年也建一条“绿色通道”，却是在大运路两旁栽植几十米宽的绿化带。农民的良田被占了，负担却摊到地方各级，实际上最终还是摊在农民头上。这种种土地直接间接的流失减值，实质上是一种看不见的不小负担。
   　　九是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城里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农民不但没有，还要承受医药高价盘剥之苦。现在农民看病难不是一般的难，是用生命在做抵押，许多农民无奈地选择是：牲畜病了还得治，因为还要靠这猪、羊、牛赚钱养家，小孩病了也得治，还要靠孩子将来圆父母未了心愿；但大人病了一般不治，小病抗着不花钱，大病躺着—花不起钱。医疗卫生负担对农村一般家庭是最具忧患的负担。
   　　十是粮食和其它大宗农产品效益低迷的隐形负担。国家把粮食生产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政治高度，也出台了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但粮食价格的低迷，是影响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根本原由，也是影响粮食安全的根本所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干部工资从月均三四十元涨到千元左右，提高了30倍左右，木材、钢材、煤碳等资源性材料也涨了10倍以上，肉价、菜价、食用油也涨在10倍左右，为什么单单粮食只涨了四倍左右，而粮食生产成本（化肥、农药、水电等）涨了还不止四倍。种粮没效益，谁还去种粮，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现在的粮食直补，每亩补1xxxx，只相当于每斤小麦国家给补了2分钱、扣除同期生产资料的上涨，还是负数增长。所以，农民的减负增收，必须突破农副产品特别是粮价低迷的瓶颈，否则，这块隐形负担将是中国种地农民永难脱贫的最重负担。
   　　十一是债务负担。运城现在乡、村两级总共负债4亿左右，农民人均近百元，这是一个困扰乡村两级政权形象和社会安全的重要矛盾。国家为了大局稳定，明确提出不准征收税费尾欠，不准摊
   消现有债务，但实际上现有的债务都是冤有头债有主，历年的形象工程、超额税负所形成的债务都在乡、村、组或农民头上戴着、压着，而不是像国家企业在银行贷着，他们承受着人格、信誉、利息、讨债纠纷的诸多缠绕，有的农村基层干部被法院判决执行，有的被债主讨拢受辱，有的债务纠缠形成干部矛盾激化，上访闹事，更为忧患的是，历史陈帐的不清理累积形成信用缺失、公理缺失，新的税费或公益事业难以为继。
   　　另外还有村干工资、民兵训练费、五保优抚等负担，但相对于以上各种负担比例轻微可以忽略不计。
   　　以上十余方面的负担，通过农业税费改革到位，只能解决其特产税负担和村干工资等。其它各种负担必须通过政策转变和综合治理才能见效。对此，我们近几年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努力，已有初步收效。
   　　从2002年起，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明确提出减负工作抓“治乱”。连续三年在全市开展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工作，以市减负办牵头，纠风、物价部门配合，从全市农经、纠风、物价部门抽调六十多名精兵强将，分成1xxxx专审小组，每年用一个多月时间，对全市所有乡镇的涉农收费项目及开支管理进行专项审计，2002年集中审计了全市连续五年的乡统筹资金；2003年集中审计了农电、土地、教育乱收费等项目；2004年集中审计了农业税减免、农村税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到位及计生、农机等涉农收费项目。通过专审，查出各种加重农民负担的不合理收费上亿元，停止了果园浇地执行非普工业用电的伤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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