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农民　解放农民　解救农民乡镇街道  ○

发展景况，激励农民创业。但要让农民彻底脱离困境，仅仅解除制度的束缚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向农民伸出援助之手。
   　　援助农民，主要是改善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开发人力资源，增强创业、转业、就业的本领，积聚从农村向城市迁徙的能量，并为农民闯市场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全社会都会从中受益。发展教育是国家为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要更多地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把农民从沉重的教育负担中解脱出来。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劳动力转移供给与二、三产业和城镇劳动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偏差，这是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镇迁徙的一个重要障碍。即就是户籍和就业的“篱笆”完全撤除，农民进城也会遇到人力资本短缺，迁徙能量不足的问题。应当实施城乡统筹就业战略，把农村劳动力就业纳入国家就业规划，并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考核指标。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制，提高转业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在二、三产业和城镇就业。建立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制度，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让农民少担风险，多得实惠。
   　　强化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要转向农村，改善农民用水、用电等生活条件，启动农村消费，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和城镇发展。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入，探索农业结构调整补贴、农民收入补贴以及其他方面的农业“绿箱”支持政策，尤其是粮食补贴要尽快实现由流通环节向给农民直接补贴转换。对那些生存和发展条件极为艰苦，改善生存和发展环境又极为困难的农民，政府要加大投资力度，下决心实行移民搬迁。
   　　优化农民融资环境。在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关闭之后，资金短缺成为农民创业的主要“瓶颈”。在城市，住房贷款、买车贷款非常红火，而在农村，农民贷款却越来越困难，农业贷款在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中的份额越来越低。现行银行贷款制度已经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民贷款的成本太高。应当从我国农户经营规模小，经营方式灵活的特点出发，挖掘利用传统信用文化资源，建设农户信用体系，加快金融工具和制度创新，建立具有中国农村特色的金融体系。国家通过增加贴息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民提供贷款支持。
   　　促进农民合作闯市场。合作经济是个体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小规模农户获取的信息带有公共性，导致农户之间的“同构竞争”，加上商人“中间盘剥”，农民在市场交易利益中损失过多。“合作闯市场”成为农民面对大市场作出的理性选择。但经济合作以信用为基础，农户生产规模越小，农户数量越多，则谈判缔约的难度越大，合作组织治理的成本越高，这是农业合作发展中的“二律背反”（这也是中国农民“一盘散沙”的重要原因）。要吸收国际合作经济发展的经验，探索既符合合作经济一般原理，又具有中国特色，能够节省缔约成本和治理成本的合作组织形态。
   　　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靠”是满足做人尊严的基本需要。农民是弱势群体，最需要人文关怀，最需要社会保障。要逐步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的关键是各级政府要分担农村社会保障费用。必须明确，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不是“恩赐”，而是责任。公共财政应当公平地而不带有歧视地用于全体公民之间。绝对不能把排斥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了比较可靠的社会保障，农民才会大步迈向市场。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农民问题的焦点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中国农民问题的焦点则是就业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对新世纪的中国农民来说，能够天天有活干就是最现实的社会保障。要从21世纪初我国就业压力增大，就业形势严峻的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推行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在推行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从政治上关心农民，制度上解放农民，经济上扶持农民，使更多的农民尽快离开土地，离开农村，在二、三产业，在城镇创业、就业，实现农民向市民转化，农村向城市跃迁，最终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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