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绿箱”政策的支持结构与效率乡镇街道  ○

对农业科技和教育的长期投资比例和增长速度多偏低。 4.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存在明显的外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周期一般仅为1年或稍长，完工后对当地和当期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外溢效果不明显,收益较集中，政绩也很显著。故各地政府都热衷于大兴土木，长期投资比例和增长速度多较高。   三 .制度按排与“绿箱”措施的效率 为了分析制度安排对“绿箱”支持措施效率的影响，我们以投资回报最高的农业科技为例，采用多国 (地区)局部均衡贸易模型分析农业科研投资的效率(见图３)。         a地农业科研投资所产生的成果对市场均衡产生以下影响： (1) a地采用该技术后，导致供给曲线sa下降至s ‘ a； (2) a地技术外溢至b地，在b地使用后导致b地的供给曲线s b 下移至s ‘ b ； (3) 共同市场的供给曲线es和需求曲线ed，分别因a、b两地采用新技术而移至es ’ 和 ed ’ ； 将上述的两地区一种产品和一种技术的例子推广至多地区，多种产品，多种技术，则根据局部均衡模型可以推导出各地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变化、总社会收益 (剩余)的变化及溢出效益。然后用线性规化的方法,可计算出科研经费最优分配条件下所得的最大社会收益，进而得出实际农业科研投资分配所产生的社会收益相对于最优配置农业科研投资所得社会收益的效率损失。由于模型推导过程过于繁烦，本文略去。 通过对江苏省 1993-2000年水稻、小麦、油菜和棉花4种作物的育种、栽培管理、植物保护和土壤肥料等4项科研投资的定量分析发现，农业科研的溢出效益占总收溢的87.xxxx, 这说明某地农业科研所产生的收益大部分被外地所分享。 对现行江苏省农业科研投资分配政策和制度的效率分析发现， 现行投资制度的效率，仅为帕累托最优状态的 57.1xxxx，大约有4xxxx稀缺的农业科研投资效率被损失掉， 咎其原因何在？ 中国目前的农业科研体制几乎全部是公营的。政府科研主管部门进行研究经费分配的决策程序主要是通过与专家组磋商。如果用公共选择理论来翻释其决策行为，其中既含有官僚制，又有代议制，而其基本决策程序

是表决制。由于这种决策程序存在着信息和理性的有限性、主体行为和动机的复杂性、寻租行为、动力和所承担义务的不平衡性及表决制中多数票通过规则的缺陷，往往导致 x-非效益的产生。而私人部门却没有这种缺陷(见阿特金森，1986《公共经济学》)。 那么农业科研能否由私人部门投资呢？或者说有哪些农业科研领域可以由私人部门投资呢？ 见表 4，发达国家私人部门(企业)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占总农业科研投资的比例高达51.xxxx。目前，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已主要由私人部门承担(pardey,2001)。 表 4.公共与私人部门对农业科研投资的比较（1995,%）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发 达 国 家 48.5 51.5 发展中国家 94.5 5.5 中　　　国 100 －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网站 私人部门主要投资在哪些领域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分析农业科研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特性。 农业技术成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具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即非他排性、非竞争性和无法分割性；如种质资源、病虫害预测预报、栽培管理技术、水土保持技术及政策和社会科学研究及基础性研究等。这类技术成果只能由公共部门进行投资；还有一类农业科技成果属于私人物品，如种子 (尤其是杂交种子)、农药、肥料、饲料、机械、食品加工、疫苗等。此类技术可以商业化，完全可由私人部门投资。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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