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贫富悬殊撼动社会稳定乡镇街道  ○

构性、制度性的因素和缺陷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社会经济转型。城市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固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另一个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大量企业破产和停产，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就业岗位，生活困难或沦为贫困人口。调查表明，影响穷人目前收入状况的因素，最主要的还不是功能主义通常强调的个人层面的因素，如个人特征或能力、教育等方面的欠缺。对城市低收入群体而言，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关停并转，还有就业机会相对缺失等等外在于个人的结构性因素，是影响人们的收入地位群体性下降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表明，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要比一般家庭高出7-8倍。在此次调查的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比10年前收入下降的，大多是因下岗失业而新近致贫的“新穷人”群体。 　　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是个地区发展十分不平衡的国家。本次调查的最高收入家庭出自广州市，最低收入家庭出自兰州市。据统计数字，人均收入最高的广州市，2001年月人均收入为124xxxx，人均收入最低的兰州市，同年月人均收入是43xxxx，两者相差近3倍。从1988年到1995年间，北京、广东、江苏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是81.xxxx,78.xxxx和64.xxxx，而甘肃仅为3.xxxx。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调查证明，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壁垒，相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利益差别。据测算，1997年的行业间工资差异比1988年上升了10xxxx。除行业差距外，正规部门和正规就业身份与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身份之间，在收入分配和福利保障等方面也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前者意味着高收入、工作稳定、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制度、有提升机会等；后者则意味着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模式、通常是低劣的工作环境，以及几乎不享有任何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等。占有垄断性资源的电信、邮电、铁道、金融、保险、电力等行业，以及在正规部门或有正规身份的就业人员，不仅收入水平较高，而且享有优厚的福利待遇，在富人阶层中已经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而从事一般行业如制造业、服务业的人员，特别是在非正规部门、以非正规身份就业的人员，不仅收入水平较低，而且面临单位内部歧视性的就业和福利政策，面临失业、下岗的威胁。 　　四，权力参与分配。调查案例显示，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控资源配置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地位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维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 　　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据亚洲银行根据1998年有关数字测算，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应有148xxxx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也只有689.xxxx人。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把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在内的福利的蛋糕做大。中国的经济在近十年有了长足发展，财富总量的“蛋糕”越来越大，但切给福利的部分增长有限，许多穷人为社会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很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结构性因素对他们经济地位的影响明显大于个体因素的作用力。指责穷人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对穷人的偏见，只会加重不同阶层之间的冷漠和对立。事实上，没有哪个单一因素和哪个现成的理论可以全部解释贫富差距的存在和扩大的现实。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二元性相一致的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市场机制和再分配体制多种因素混合作用，以及社会转型的结果。 　　以制度和法规来实现“适度”的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2xxxx年的时间里，中国从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变为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一过程发生的背景是，国家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均可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 　　伴随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愈加悬殊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在凸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贫困群体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大量低收入者不仅相对收入地位下降，部分人甚至出现了绝对收入下降的情况。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安全感因此而下降，分配制度和社会分层结构的合理性受到怀疑，部分社会成员对主流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疏离和不满情绪加重。所有这些都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与信心，对社会的稳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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