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 柏林 大阪 格拉那达 罗马 芝加哥 圣保罗 塞维尔 马德里 费拉德尔菲亚 汉城 米兰 那不勒斯 东京 伦敦 里斯本 威尼斯 维也纳 加尔各达 伦敦 米兰 圣彼得堡 布谊诺斯艾里斯 安特华普 巴勒莫 曼彻斯特 洛杉矶 出处:lo and yeung (1998)表3.1。 6.2城市形态的显著变化 宋朝的城市形态与汉唐时相比,也有极大的区别。汉唐时城市主要为政治控制或军事防御而设,因此一切制度规则的设计都为确保城市的安全。商业活动从属于政治或军事的需要,必须在官方设置的坊市内进行 。坊市四周有围墙,大门可以锁闭,有市吏把守和军兵巡逻,定时开闭。坊市关闭之后,商人和顾客要等下一天再得进内(陈智超 乔幼梅 1998)。入夜城门紧闭,实行宵禁。闲散人员夜行可以判刑。坊市之外的街道不准开设面向大街的门窗。一般居民住宅的大门必须开设在大街两边的小巷里,称为里或坊,也有围墙,大门,和专门的官吏把守,按时开闭。坊里仅为居住之地,不得经商 (杨宽 2003 第237-238页)。可想而知,这种内向型的城市设制对工商繁荣,物资交换,信息的流通,人际的互动必定造成严重障碍。宋朝取消了对商业活动的地点和时间限制。城市出现许多繁华的大街,沿街的住户可以开设面向大街的门窗。例如,北宋都城汴京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具是,即无虚空之屋。 宋朝的城市相互间发展出密切的商业来往和生产合作,和全国各地农村的联系也日益密切。活跃的城市商品经济必然波及广大农村。许多农户成为面向市场的专业户,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宋朝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当时的矿冶、军工、造船、陶瓷、制盐、纺织、造纸、印刷、建筑等行业的成就最为显著。例如,宋朝的金银铜铁的产量不但远远超过唐朝,而且明清两代也无法望其项背 (陈智超 乔幼梅 1998)。 虽然宋朝在城市形态上对汉唐有很大的突破,明清的城市却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反而有倒退的迹象。首先,象赵冈指出的,中国的大城市停止扩大。第二,随着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流往农村,流往陆路交通十分不便的西部,西北和西南,当地人口只能选择自给自足。这使中国的社会分工下降。第三,由于明清两代的海禁,宋朝时一度因国际贸易而繁荣的港口城市失去了内在的活力。第四,明清时的京城如南京和北京,其城市设计风格更接近汉唐时追求的等级和威严,而不是宋朝时的世俗和便民。 6.3 纳贡体系的变化 中国自古以来将国际贸易置于纳贡体系之内,华而不实。宋朝虽然疆域狭小,强敌压境,出于对关税收入的重视,十分鼓励国际贸易,只是严格限制朝贡贸易(黄纯艳 2003 第77页),以减小损失。宋和辽、金、西夏有权场边境贸易,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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