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昌平：三农问题研究与我的困惑乡镇街道  ○

;  现在，很多人认为只要给了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三农”问题就解决了。还有不少人说，没有产权就没有人权。因此，主张进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呼声很高。我很纳闷，我在农村工作了十多年，从来没有感受到农民对土地私有化的强烈要求，除了城市郊区土地私有化可能给农民带来明显的收入增长外，我也看不到土地私有化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和政治权利的现实可能性。     相反，我认为在农民还没有取得完全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村社会民主自治权之前，进行土地产权改革，有可能给农民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灾难。这是因为：第一，现在，农民种田收入甚微，有的地方甚至亏本，农民对土地的感情空前的淡化，农民看到的是土地给他们带来的负担，看不到土地给他们带来多少财富，因而对获取土地完整产权的要求不强烈。第二、1996年以来，农村集体欠下了巨额的债务，并且这些债务的债主大多是乡村干部和地方的狠人，只要国家允许土地私有化，得到土地产权的不是大多数贫困农民，而是债主，农村由此会产生一批大地主，更多的农民会成为无产者。第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富了方丈穷了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权益在产权改革中都的不到保障，何况一盘散沙的农民兄弟呢？     我以为不能照搬西方的产权理论来套解中国的改革实践。西方的国情是--他们有完整的法律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作为产权制度创新的环境条件，而我们中国没有。所以，当前农村最需要建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四、县乡政府是要机构改革，还是要体制重建      我从1983年初就分配到当时的人民公社工作，经历了82年、88年、94年和98年四次全国性的县乡机构改革。我的一个总的印象是机构越改越大，人员越改越多，政府及其部门办事效率越改越低了。     1985年，我在周河乡当书记时，乡里才xxxx干部，仅有财税所（xxxx）、派出所（xxxx）两个部门，那时是计划经济，乡里管的事特别多。2000年我在棋盘乡当书记，乡里有干部9xxxx人，有了1xxxx部门，平均每个部门有十多人。可是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管且能管好的事实在不多。1985年我23岁，其实什么都不懂，可我却能实实在在为农民做事情，和农民相处很融洽，干部很纯洁，也很团结，精神很振奋，农民对干部很满意。我也感到非常轻松。到了90年代后期，我这个“老书记”管的干部多了，为农民做的事却少了，群众不满意，干部队伍内部也矛盾重重，财政危机、债务危机、社会稳定危机日益严重。我感到自己的能力已无法胜任书记一职。   

;  历次县乡机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呢？道理很简单，我们没有找到限制县乡机构膨胀的办法。政府官员的子女要就业，这是政府膨胀的最核心的内在动力；政府膨胀后自然会加码寻租，其行为的合法性受到社会强势群体的挑战，政府必须吸纳强势群体的代表进入政府，这是政府膨胀的外在动力。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政府必然走向人民的反面，使得政府在新生--增长--膨胀--推翻的过程中轮回。要想跳出这种古老的轮回，必须建立起一个有自我纠错机制的政府--人民民主政府。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选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县长、乡长必须人民说了算。选上是官，下台即民。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我以为，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高举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 呼唤重构县乡政府体制，没有必要羞羞答答回避这个问题。否则，我们永远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      五、产业化真的能富裕农民吗？      我只想说：“公司+农户”未必也是农民的富裕之路？     我们知道，“公司+农民”在中国也有几十年了。如：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粮贸公司，棉花公司，油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农民生产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花生等农产品给这些国营企业经营。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公司+农户”的路子并没有把农民搞富起来，相反越搞越穷了。     企业的经营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当企业有超额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平均社会利润；当企业获得平均社会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保本微利；当企业只能微利或亏本时，有可能把风险全部转嫁给农民。1999年湖北省粮食系统扭亏增盈22亿元，是怎样盈利的呢？国家规定稻谷收购价0.5xxxx/斤，而粮食企业仅以0.xxxx/斤的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从农民身上每斤剥夺0.1xxxx.。国家给农民下的订单，让农民生产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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