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大的城乡差别,无论社会和经济制度如何。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基础性原因,绝不是唯一原因。好的体制会有助于缩小差距。 (二)国民经济结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低,更具体一些是表现在国民经济结构方面。我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均衡的。在gdp 方面,我国农业所占的比重已经降低到1xxxx以下,而农业就业在整个社会就业中所占的比重却仍然高达5xxxx。如果不考虑税收等因素,粗略地说这大致意味着5xxxx的人分享1xxxx的财富。因此,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就是必然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的结构比例(农业就业比重与农业gdp 比重之间的比例)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形成了高度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农业就业比重越高,农业gdp比重越低,城乡的收入差距就越大。由于恩格尔定律的作用,农业gdp 比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不断降低,这是世界各国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所证实的规律;如果与此同时农业就业不能发生同样幅度的降低,则城乡收入差距就必然会加大。这也正是图2(略)所展示的发展过程。 这种国民经济结构的偏差特点,不仅仅是我国所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趋向(见表1(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在就业中所占的比例一般都高于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中,政府也高度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 当然,各国的城乡收入差别程度还是不同的。 (三)农业内部结构这主要是指我国农户的经营规模结构很不合理,平均每个农户的经营面积只有0.5公顷左右,大致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即使与农业经营规模较小的日本和韩国相比也要小得多,大致相当于其1/3. 经营规模小的直接影响后果是不利于新技术的采用,因为许多新技术的采用是以一定的规模为前提的;并且,如果达不到一定规模农民也没有学习和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规模小往往也与产品质量低、价格低相关联。更主要的是,规模小商品量就少,劳动生产率就低。 按照谷物当量系数将所有的农产品都折算为谷物当量,可以计算出以谷物当量为单位的劳动生产率。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见表2(略))。从表2(略)中可以看出,美国等一些国家不仅农业劳动生产率较高,而且增长幅度也较大。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绝对水平低,不到4吨,并且增长幅度也较小。我国不同省份之间差异也较大,大体上与农民收入的分布特点相同,也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点(见图3(略))。从图3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明显的相关关系。当然,也有少数省份例外,包括浙江、江苏、广东和福建,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而收入较高,是因为非农业收入占的比重较大。另外,人均土地面积多的北方4省区(黑、吉、新、蒙)农业生产率较高,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却不高,主要是粮食生产比较利益较低的缘故。 (四)体制与政策原因政策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农业支持政策、农业税收政策、土地征用政策、农业劳动力转移政策等方面。 就农业支持政策而言,可以按照wto 规则分为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我国的黄箱政策支持主要是前些年对粮食流通补贴的支出,是用于国有粮食企业的补贴,并没有使得农民得到多少实惠。在绿箱政策方面,占绝大比重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而其中大部分是水利建设,包括大江大河的治理,主要并不是服务于农业的。尽管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增加了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数额,但是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一是总量仍然不足,例如我国的农业科研投入强度仅仅为0.2xxxx,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缺乏增加农业投入的保障机制,因为近年来农业投入的相当比重是依靠国债投资而不是预算内的投资。 在农业税收政策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专门的农业税费政策,农业税率水平很高。在税费改革时各地减少农民负担约2xxxx~3xxxx,而改革后的新农业税及其附加为常年农业产值的8.xxxx。按此推算,改革前的农民税费负担在1xxxx以上。这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是明显不利的。 在土地征用方面,据估算,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府共征用了1亿亩耕地,每亩的补偿标准一般为8000—1200xxxx。而政府土地出让的价格往往数十倍于此。据估算,由此造成农民的损失高达xxxx亿元以上。在土地征用方面对农民利益的侵犯是极为明显的。因为,如果土地作为农业用途可以给农民提供稳定的生活来源,则转换为非农业用途时土地的使用价值至少要增加数倍乃至数十倍。从理论上讲,农民只要获得了其中的百分之几就可以比原来生活得更好,而实际上很多地方的例子表明,对农民的补偿不仅没有使得农民生活在土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后获得改善,反而恶化。 在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方面影响更为突出,主要是各城市在对待外来农民工方面采取了一些不合理的限制或者歧视性措施。这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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