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是怎样重新得到迁徙自由的乡镇街道  ○

　　此外，打工潮和90年代初期第二次出现农产品卖难有很大的关系。1984年卖粮难引起80年代中期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全面增加，又导致80年代国民经济出现“黄金增长”。同期的“价格闯关”改革，造成在物资相对“短缺”条件下的物价大幅度上涨，政府随即实行“宏观紧缩”、导致城市需求下降，于是，农、林、牧、

副、渔等大宗的农产品在90年代初普遍卖难。据当时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统计，1991年十几种主要农产品需求弹性大于1的只有一、两种，其他大部分都在1以下。在那种情况下，其实恰恰是农产品的充分供应和食品价格下降，把城市财政补贴的食品保障的体系打破了。到1992年年初的时候，全国大概只有二十几个县的粮食没放开，猪肉、粮食、油料、棉花等等大宗农产品基本放开了，副食品随之也放开了，粮票和各种票证都逐渐取消了。没有了粮食和副食品票证供应的这个限制条件，1986年一号文件写的那个“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政策也就没有意义了。

　　可见，一方面是没有口粮限制，没有副食品供应的限制了；另一方面是农民在农产品卖难的情况下不得不追求非农收入，这才有了农民外出打工导致的大规模流动。因此，是宏观条件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自发地市场化这种制度改变。

　　2、加速城市化和允许农民自由迁徙的政策为什么提出后又暂停

　　农民流动的事实，一度推动1993年开始的户口制度思想的重大改变，那时在政策讨论中就提出不搞身份限制。到1994年公安部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草稿已经写出来了，其基本精神就是改变管理原则，按照职业和居住地来建立户籍管理制度。但为什么那时没有最终变成政府的文件？是因为1994年以后宏观环境变化。

　　由于1994－1995年再次发生通涨，到1996年的物价指数高达约2xxxx，并且1995－1997年期间政府再次采用传统手段进行了宏观“治理整顿”，本来已经起草户籍制度改革的文件暂时搁置，自由迁徙才重新成为问题。

　　具体情况是，1994年底这个文件的草稿出来以后，在征求各部委和各地意见的时候又出现难以协调的现实问题：

　　第一，大城市显然不能完全放开。当时有些大都市为了应对这个文件甚至提出户口迁移要几十万元，而且近郊、远效、×××的户口分别差多少万元。这个费用大致等于每个市民享受的公共物品和政府补贴的总额(后来，世界银行曾经测算出城乡差别的修正系数为0.7-0.72)。其他不同规模的城市有不同的“卖户口”价格，各地应对性的地方收费政策已纷纷出台了。对这类差别很大的地方政策是否应该承认，如果承认又该怎样规范？

　　第二，农民进入城市是否必须放弃在农村的土地权益？理论上是不能在城乡都占有生产资料，事实上却是农民的承包土地只是“最低生活保障”。如果农民进城退了土地，是否能够在城市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保？要让社保覆盖进城农民得增加多少开支？

　　第三，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出现了新问题：逐年增加的社会犯罪中，流动人口犯罪的比重相当大，从1994年的统计材料看，70的新增刑事犯罪来源于流动人口犯罪。因此，应该搞“小城镇、大战略”，还是应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允许流动人口自由地向大城市集中？

　　3、90年代的问题和80年代的问题不一样

　　首先是宏观制度有重大改变：从1994年开始提出分税制改革以后，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明确的财政自主权以及对不同税种的征收和分成权利。这和过去1983年提出的财政分级承包有重大差别。1994年人们讨论分税制改革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就指出：各地特别是东、中、西部各个地方的不平衡发展会越来越明显，而且会越来越显化为地方政府的收入差别。

　　此外，随着农民工大批进城引发的是否开通城乡等讨论，既遇到了重大挑战，也形成新的机遇。因为，90年代后期加快国营企业改革的同时出现了大量职工下岗或者失业，这导致一些城市政府出台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文件。而在同期，也是因为政府财政在赤字不断增加的条件下无力承受过去那种补贴负担，于是开始进行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这一系列相关改革不仅有利于人口自由迁徙；而且，反过来也影响着城市化问题的政策讨论。只是这时候的讨论不再是理论上的国民待遇或是权力上是否平等的问题，而更主要的是实际操作层面上的问题。

　　由于相关问题的复杂性，所以，1995年国家11部委联合提出小城镇建设的政策框架。undp也投资支持小城镇改革发展的试点项目。此时，各部委都进行不同内容的试点。例如公安部门就提出先选择大概10xxxx城镇搞户籍改革试点。

　　4、没有人明确反对开通城乡

　　上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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