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是怎样重新得到迁徙自由的乡镇街道  ○

述80年代时的政策提法，当时就没有人明确反对开通城乡，没有反对应该让农民自由进城，而是各部门提出的实际问题政府决策者解决不了。人们提出的问题是：农村人口进来以后教育经费谁开支，道路、交通这些增加的开支谁负责？如果公共物品都是财政开支，其经营也是政府补贴的，如果城市人的粮棉油肉菜蛋都是补贴的，新增人口需要增加的开支和补贴从何而来？这些实际问题提出以后，尽管中央农研室提出的建议在80年代还具有显著的“政治正确性”，但解决不了这些现实问题，所以从开通城乡这种理念正确性退下来，变成文件中能够对应解决实际问题的一句话。

　　综上所述，是1989－1991年农产品的卖难，迫使1992年的农产品市场进一步放开，导致了1993年的户口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重大改变。后来，随着90年代宏观条件的变化，财政终于保不起城市补贴了，影响开通城乡的体制问题也越来越少了，于是才有现在的户籍改革的重大突破。可见，制度上的变化过程和宏观形势的变化过程基本上应该是一致的。

　　四、当前谁可能反对自由迁徙

　　逻辑上看，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实行家庭承包，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农产品市场的放开，就应该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允许农村人口有自由迁徙权。但从实际上看，80年代的问题是80年代的问题，90年代的问题是90年代的问题，进入了21世纪，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原来又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应该注意研究不同年代的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相关影响。

　　1、劳动力市场化流动的问题

　　结合西部开发大战略，分析完全市场条件下要素的流动，为什么1985年提出的“梯度发展理论”和“先富带后富”的政策没有能够成为现实，为什么东部资本过剩却并不西进、仍然是资源和劳动力“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曾认为，这些年资本不能西进，是因为完全放开劳动力市场以后，劳动力在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极低，那么投资人在东部地区完全可以坐享投资利益。比如在广东，粤北粤西离珠江三角洲都不远，为什么在同一个省内但资本却流不到这些贫困地区？就是因为粤北粤西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到珠江三角洲去。再如，2000年4月我在江西调查的时候也看到，周围是资本密集区，唯独它是“盆底”，为什么，就是因为劳动力可以从外部流入，沿海和大城市的投资人却完全不必支付劳动力流动成本，也不必为打工者支付社保费用；因为外来打工者的社保仍然依托在家乡的土地上。这也是打工者十年工资不变、实际收益下降和劳工待遇难以改善的客观原因之一。

　　因此，尽管不发达地区提供再好的条件，即使土地不要钱，只要投资者的比较收益仍然高于西部，他就不愿意“资本西进”。

　　我并不认为因此就应该挡住劳动力的流动，当然应该继续促进劳动力在市场的作用下继续流动——客观上这是中国的国情使然。人们的其他调查也指出，四川、贵州等土地资源短缺的地方，每年有几百个亿的劳动力的打工资金能够回来稳定农村的户营经济。

　　2、不同地区搞社保制度的利弊问题

　　现在讨论自由迁徙，问题应该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还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还不止于税制带来的，更大的不公平还表现为：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必须为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贡献自己得不到的社会保障开支。因为，打工者的社保个人承担部分在打工地已经支付掉了，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把那些献出最好青春年华的农村劳动力的那部分社会保障支付占有了，用于支付本地人的社会保障开支了。当然发达地区是愿意维持这样的状况以保证自己少支付公共开支，因此，在发达地区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专门账户，基本上是能够做到收支平衡的。

　　而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账户，肯定是建立不起来的，因为劳动力最好的年龄所支付的社会保障，其实已经被发达地区所占有。劳动力回家乡时不能带走已经交纳的社保基金，尤其是那些已丧失年龄优势的、老弱病残的劳动力回来以后造成的社会负担，必然由不发达地区承担。

　　3、企业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

　　所以我说，自由迁徙重新写入宪法当然会有阻力，阻力在哪儿，就是在发达地区。因为自由迁徙一旦写入宪法，包括发达地区在内，都应该无条件执行，而且应该根据这个条款来修改中央和各地的相关政策。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企业家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所谓“理性经济人”，那他更愿意的就是现在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会源源不断地保证最好的劳动力来让他以最低的工资支付，一旦最好的劳动力所支付的剩余价值被企业占有以后，就让他们走人，然后还会再来一批新的最好劳动力，所以发达地区的企业家恰恰是跟政府的利益高度一致的，他们恰恰不愿意让这些劳工形成利益集团。也许，发达地区当地的劳动者可能形成某种形式的利益集团，但那个集团是否是主要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