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政府双失灵下的“三农”问题乡镇街道  ○

　　上述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和常识性的。由此可以认为，一般性地谈市场经济的abc，对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意义不大。按说我们是最早提出农村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的，那是在十多年前，面上的提法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是，人们需要“与时俱进”，因为“情况是在不断

变化的”。以现在这样的国情矛盾和体制矛盾制约，怎么做才能实现“农业”的市场化？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在中国农村，最基本的“三要素”现在还没有条件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人们憧憬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农村中如何体现？人们约定俗成的市场话语在农民群体边缘化、农村经济凋敝和农业难以可持续的语境中，已经变得很尴尬。而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政策讨论，又有多少在这样的三农问题上是不尴尬的？

　　了解中国改革“前史”的人还应该知道，其实在过去的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农业也从来就不是一种符合计划经济特征的生产，因此才有所谓“改造农民”的问题。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人们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过于意识形态化，很多学者既反感宣传，却又把宣传的东西真地当作事实、并且引证为分析依据，于是，当人们不假思索地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已经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话语作为立论前提的时候，对现实中的三农问题也就失去了解释力。

　　上个世纪80年代搞农村政策的人，曾经提出过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大包干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的问题多；所以才要深化改革。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当年的政策过程难以作解释，更不愿意参与争论，任由学术界对农村问题“贴标签”，于是许多人以为大包干就等于土地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可实际上，无论是已经被当作万恶之源的“计划经济”，还是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市场经济，显然都无法根本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

二、政府为什么失灵

　　政府对三农问题十分重视，而且从各种文件的强调程度看，是越来越重视。

　　但是，由于政府所属涉农部门在农业收益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的部门体制局限而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问题的实质，于是，只能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不断强化垄断体制。尽管这种垄断
   可以凭借政府行政权利参与对小农经济的剥夺，但由于这些部门同样难以解决与9亿农民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即使在个别、短期上似乎可以借政府名义为部门牟利，也难免在使农民现金收入下降导致的生产投资能力不断下降的互动中，最终演化出与其意图相反的结果。

　　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恰恰就是现行部门垄断体制本身，导致政府提出的各项支农政策失灵。举例如下：

　　例一，“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

　　这个一向不容置疑的提法，有两个被有意无意绕开的问题：

　　一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遵循西方的技术路线搞的科技成果，大都是技术替代劳动，这使得被专家们在实验室里欣赏的、得到各种奖状的科学技术成果，因为与我国的国情不符而导致其应用率和所谓“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难以提高。然而，专家学者们不知自我反省，却反过来抱怨农村的技术推广困难，并且，一方面要求政府再进一步增加科技投入，另一方面甚至要求重新恢复计划体制下才有效的、财政拨款的科技体系。

　　二是，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改革前这些前期成本由国家支付，现在谁来付？正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所以人们讲知识产权保护，亦即，技术是要拿来卖的。但是，在我国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兼业化的小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例二，提高产业层次，靠“产业化”解决农业的出路。

　　当然，这是一个靠提高外部规模解决小农经济问题的似乎很合理的政策思路。但要真正落实，也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首先，在我国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而任何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部门都会坚持、并且加强原有制度，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部门下伸的单位垄断、并且必然凭借加强垄断来获取利润的时候，农民只能在农业生产中活动能产生利润吗？如果不能，农民怎样搞产业化？

　　其次，如果农业产业化是农村外部的企业搞，那么，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在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下，仅仅凭借政府号召或者发布文件，就能把那些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工商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吗？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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