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政府双失灵下的“三农”问题乡镇街道  ○

　　例三，强调“农业投入政策”。

　　用政策性的政府资金来加强农业投资的说法很常见，也毋庸置疑。但如果有机会下乡，人们就会了解到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且不说政府增加的投入只是杯水车薪，投入并不能增加产出效益，就算政府真打算投，相对于2亿多由于兼业化经营而普遍需要资金的农户，政府资金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符合政府投资要求的农户？

　　从我们在基层调查的情况看，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一方面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另一方面，最近10年农业成本平均每年增加1xxxx，而农产品价格连续4年低迷，投入越增加，反而使得农业的负效益更严重。

　　三、几个具体问题的认识误区

　　当前第一个值得讨论的认识误区还是土地私有化。

　　80年代我们搞土地制度研究的时候，并不比现在的人们聪明。那时我们出过一本专题讨论土地制度的书，书名是我建议的，定为《产权、流转、规模》。那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认同这种逻辑：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流转，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就能够参与国际竞争。

　　好在，我比别人更有条件多下农村。于是，带着这个逻辑我们去农村基层开展试验，经过10年试验之后，我这个认真搞基层操作的试验员才终于明白，这个道理看上去逻辑完整，实际上似是而非。可惜，今天的人们，尤其那些坐在书斋里的人们，还在继续唱着我们“昨天的歌谣”。

　　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60xxxx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xxxx，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也没有条件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因此，中国农业事实上不可能依靠提高土地的规模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些所谓照搬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量中国农业问题的思路，在目前我们这样的资源环境中都要碰壁。

　　其实，在我国现行的社区所有制的土地制度条件下，很多地方都有通过“反租倒包”、“承租返包”等租赁形式形成的土地规模经营；也有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搞的市场化土地流转。但令人遗憾的却是那些学者们，他们对这些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似乎兴趣不大，有的甚至批评为“非驴非马”；我实在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非要农民按照洋人书本上的理论做他们才满意呢？

　　近年来尤其值得重视的趋势性问题是，在农业收益过低和农民负担过重的压力下，农村土地出现大面积弃耕，上亿农民流入城市，客观上造成企业以各种方式征占农民土地的历史机会。有些教授对此作出简单判断，全面肯定土地大规模兼并集中的市场化意义，并且以此证明农地私有化的现实性。尽管在鼓励工商业资本介入农业这种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下，这在某些地方可能是难以遏止的趋势；但从历史教训的对比看，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出现循环往复的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民革命，也主要在于中央反复强调并且落实了基本制度30年不变的政治承诺。据此，亿万农民仍然相信中央政府。否则，人们无论如何作不出乐观的前景分析。

　　第二个认识上的误区是把美国的现代化农场与我国做简单类比。

　　在很多学术场合，那些去过美国的官员和学者都喜欢举美国农业的经验来教育我们这些埋头在基层搞调研的人。可这种证明美国多么先进、中国多么落后的比较，真地就那么有比较意义吗？

　　了解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人们其实都可以先作个比较：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像西方那样大规模对外殖民，例如英国就有3千万人口移民到美洲和澳洲。中国基本上依靠内部积累推进工业化，特别是工业化加速的最近50年，更不可能象过去的欧洲国家那样，一旦人口膨胀了，在美洲、澳洲有大片的殖民地可以移民拓殖。由此，我们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一直在增长，人均和劳均占有土地也就必然下降。现在，美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面积是我国的20xxxx倍，人们应该知道，农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地租，美国农场土地面积广大，地租绝对量大。大农场的规模农业当然绝对收益高，这种条件，与中国的小农经济根本就无法相比。因为我们这种以农民生存保障功能为主的土地，在大多数传统农区已经连绝对地租都产生不了，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就是负值。

　　综上所述，我提出“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问题，是希望人们能够反思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所有从国外引进的学问，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的确都需要重新思考。可见，书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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