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试图爬上山谷的那一刻,再次面临绝境。上面是大片脆弱的沙土,下面是二十多米深的山沟,当时我正好处在那片沙土地上,左手抓着的那唯一一把草真正成了我的救命稻草。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离死亡竟然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放手,非死即残,如果奋力一搏,或许还有生的希望。求生的本能让我奋力抓住那把救命稻草,当我艰难地爬上山谷时,竟突然有了一种获得重生的感觉。那一次,我学会了“身处绝境,绝不言弃。”
瓦作小学是我支教的第二所学校。这里的生活条件比麦曲更艰苦。因为路远难走,每次出门都要集中采购几个月的物资,半年都吃不上一次蔬菜。小土屋里除了最简单的生活和办公用品以外,再就是成群结队的老鼠。当地人不杀生,也就造成了老鼠泛滥,它们每天都肆无忌惮地出来捣乱,白天会在房前屋后乱窜,夜里经常会跳到床上、钻进被窝,甚至爬到脸上,衣服也经常被它们撕得稀巴烂,就连肥皂、牙膏它们也不会放过。
那年5月份,学生们放虫草假,学校只剩下我一个人,不知怎么回事,身上一夜之间长起了水痘,没多久就遍及全身,痒的时候像蚂蚁乱爬,痛的时候像针扎一样。听说当地有几个人因为得了这种病去世了。我很害怕,又寂寞无助,于是做了最坏的打算,20多岁的我写下了平生第一封遗书。我在信中写道:“爸爸、妈妈,请不要因为我的死而怪罪任何人,尤其是格桑花西部助学协会,我很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这辈子没有白活!如果上苍再给我一次生命,我还要投入到高原的义务支教事业中”。
幸运的是,学校的代课老师才旺及时发现了我,将我带到几十里外的一位藏医那里,医生嘱咐我除了吃糌粑,其它什么都不能吃。躺在床上四天,我滴水未进,直到第五天才勉强吃进一点难以下咽的糌粑,病情才慢慢地出现转机。
先是囊谦县的麦曲、瓦作、吉来,再是玉树县的查荣、上日玛、加巧、土门达、仲达,六年八所学校,每所学校都有说不完的艰苦,但也给了我无限的幸福。我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哪里艰苦我去哪里,哪里需要我去哪里。”
六年里,我印象最深的是教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在瓦作小学时,学校没有旗杆,我就找来两根木头,用铁丝拧到一块,立在教室门前,趁学校放假,我又去格桑花协会要来一面国旗,从此,瓦作小学的上空升起了五星红旗。
2009年国庆节,本应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但由于地处偏远、信息不畅,这里仍然像往常一样冷冷清清。学校有一台电视机、一台卫星接收器,还有一台坏了很久的太阳能变电器。为了能让孩子们在国庆节这天看到盛大的阅兵场面,我利用自己在学校时学到的机电知识,在课余时间,连续工作了三天,终于把太阳能变电器修好。国庆节那天,我带着孩子们在电视机前一起观看了国庆阅兵,当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我激动地随着唱了起来。当我问孩子们,谁唱的国歌最好时,他们全都愣住了。原来,他们别说唱了,听都没听过!从那之后,我一有时间便教他们学习国歌的歌词,教他们唱国歌。为了能让他们听到标准的国歌,我一直盼着去县城时,用mp3给他们下载一曲,直到半年后才得以实现。
现在,我教过的每个学生都会唱国歌,我去过的每一所学校都飘扬着五星红旗。
藏族同胞是善良的。在支教的那段日子里,学校不管有什么事情,家长们都会主动来帮忙,同样他们有什么事情,我也会尽力去帮助他们。
我是学机电专业的,一般的家用电器都能修。自从学校的太阳能变电器修好后,家长和牧民们,都知道了我有这般手艺,只要家里的电器一有毛病,就会想到我、找到我,大部分是直接把电器搬到学校来,有时也会趁我有空闲,把我请到家里去修。为此,我还专门买了维修电器的工具。
在我给他们提供方便的同时,他们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感动。他们或者从家里背来一袋干牛粪让我取暖,或者送来半袋土豆让我充饥,或者打下一桶水让我解渴,东西虽然不多,却饱含着深深地情谊。
一位白玛老师经常带我去采蘑菇,一次走得太远,又渴又饿,白玛老师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牧民家里,藏族阿妈热情地款待了我们。第二次再去采蘑菇,白玛老师临时有事,我只好一个人去,不过这次带足了水和吃的东西。准备返回时,碰巧又遇见了那位老阿妈,她还是热情地招呼我去家里喝茶,我不想给她添麻烦,执意要赶路。老阿妈转身回到家里,可等我已经走出两三里路时,却听到后面有人喊,回头一看,竟然是老阿妈追了上来。她气喘吁吁地来到我跟前,从怀里掏出一瓶热牛奶递给我,一句话也没多说,就转身回家了。接过热腾腾的牛奶,我呆呆的站在那里,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
八所学校,八次离别,留在心里的都是一次次令人难忘的感动。从麦曲去瓦作,麦曲小学的孩子们都一窝峰地跑到我跟前,大声喊着:“马老师,瓦作不去,瓦作妖怪有!”从瓦作到吉来,年龄最小的学生小更尕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