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乡二元中国的法治背景和前景——评朱苏力新作《道路通向城市》  ○

走在议会（如果中国确实有议会的话）和法院之间，并将这两个机关的作用之爆发式发挥作为了城乡二元中国法治实践的前景。但是，瑕不掩瑜，有鉴于医治行政权力膨胀或者滥用的良方不在行政权力自身，而在立法和司法功能的社会化强大，所以，对于如何制约行政的问题，已经隐约在其中了。
二、对于习惯法的误读。在本书的第二章中，苏力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查找中国法条中的习惯法证据，并企图说服立法者将习惯尽可能多地纳入法律文本中，以完成他的“法律的合法性只能从社会中取得”的法社会学命题的论证。但是，在他进行了好几夜（也许是好几夜吧？）的电子检索、统计和分析后，吃惊地发现自己的立法理论预期在现实的法律条文中不但找不到明确的答案，甚至连基本的直接证据也找不到（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才有“三代以外（五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的，从习惯”的明文规定，遗憾的是，在苏力进行的电子文件检索中，是不存在这样的早已经失去效力的法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验证自己）。其实，我个人认为，就二元中国的乡村和城市民众而言，所谓习惯，就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罢了。至于纯粹的和绝对的法理意义上的习惯法早已经隐含在成文的制定法之中了。例如：下雨天戴草帽本是习惯，假如立法者规定：在下雨的日子不戴草帽就不许出门，这是纯粹的习惯法。而如果立法者规定：因为被害人自己的故意和过失所导致的损失由被害人自己承担责任，这便是在归纳推理基础上的成文制定法了，在这种法律里面当然有“下雨戴草帽”的习惯法蕴涵在内（该规范有引导人们下雨天须戴草帽出门以避免自损的规范功能），但却是任何伟大的电脑也检索不出来的。所以，我认为，苏力虽然看到了乡土中国“小型社会”中的习惯法，但是他没有把这种所谓的习惯法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连接起来考虑，所以才导致了他的“为什么制定法轻视习惯？”的疑问。假如，苏力能够及时变更自己所使用的学术概念，将“为什么制定法轻视习惯？”中的“习惯”一词转换为“传统道德规范”，也许就能够弥补自己这一没有“看到”却应该看到的巨大的法治缺陷。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社会，只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道德规范才是可以并且应该被西红柿的碱基对所扬弃性接纳的，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法治实践前景，必然地要以法

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双螺旋梯形结构为其基本发展模型，否则，法治便会永远处于政治压迫和文化排异的夹缝中而成为异端，我对此是坚信不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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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朱苏力《道路通向城市》，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IX页。
②爱弥尔·凡尔哈伦(Emile Verhaeren)比利时诗人，出生于安特卫普附近的圣·阿芒镇，从小爱好诗歌，中学开始写诗，曾进鲁汶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虽进入律师事务所，但他并不热心法典，却醉心于诗歌创作。出版的诗集有《佛拉芒德女人》、《黑色的火炬》、《妄想的农村》、《触手般扩展的城市》、《战争火红的翅膀》以及诗歌合集《整个佛兰德》等。凡尔哈伦有不少诗描写大批农民倾家荡产后盲目流向城市的惨状。他把现代城市比作章鱼，用章鱼的扩张来象征现代新兴城市对农村的巧取豪夺，维妙维肖。农村“条条道路通往城市”，但章鱼城市并不是劳动者的天堂。凡尔哈伦在《城市》一诗里，把城市的真面目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海港，过往的航船汽笛嘶鸣，在烟雾中怒吼着恐怖；在街上，人群乱哄哄手忙脚乱，恨穿双眼，牙齿紧咬面前的时光；在酒吧间里，生活同酒色一起翻腾，到处是酗酒和争斗；在闹市，垂危的老人竟找不到片刻的安宁来闭上眼睛……破产农民经不起章鱼城市的诱惑，结果是自投罗网。http://www.hezhi.com/zylj/TSWX2/GYSG/GYTS/ShiJieShiKu/bilishi/
faErhalun.htm
③乡村的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方向。而城市乡村化则是我臆断的一个概念，含义既指向消灭现行户籍制度后，农民可以永久居住的中国城市，也指向那种“邻居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市民社会的疏远和离散现象所造成的“陌生人社会”。
④七寸是蛇身上的一个穴位，据说抓住这个穴位就等于抓住了蛇的全部。
⑤我个人认为，自1904年后，中国法学界只是把constitution解读为民主和三权分立，而忽视了其中所包含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内涵，严重忽略了国家结构问题的重大政治体制价值，而仅仅只把国家结构问题等同于简单的行政区划，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产生这种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片面地吸收了宪法民主的反专制独裁的破坏性功能却忽视了宪法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的组织和结构功能。而现在现在是到了重新补课的时候了，因为未来中国，也许将是一个名实相附的联邦或者邦联国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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