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  ○

式与治理模式，这一点我们留在后面有关中国法的历史中再加以讨论。 　　 --------------------------------------------------------------------------------

　　注释

　　 1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8页。

　　 16参见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56页。

　　 17A.P.d'Entrèves,NaturalLaw:AnHistoricalSurvey,
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65,P.7.

　　 18亚里士多德，前注15引书，第六章。

　　 19参见萨拜因，前注16引书，第十二章，十三章和二十章等，哈罗德·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七章，第八章。

　　 20参见强世功：“马基雅维里与文艺复兴”，《兰州学刊》，1994年第5期。页29-30。

　　 21有关近代科学对自然法思想的影响，参见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六章，亦见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四章。

　　 22尽管古典自然法学家的政治主张和制度设计是不同的，比如霍布斯主张君主专制，洛克、孟德斯鸠主编共和，卢梭强调民主，但是他们所赖以得出结论的方法是一致的。

　　 23转引自，A.P.d'Entrèves，前注17引书，页76。

　　 24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68-271。

　　 25同上，页190-191。

　　 26DolfSternberger，Legitimacy,
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Vol.9,
p.244.

　　 27比如JeremyAdams将合法化类型分为程序的、强制的、警告的、学术论证的和大众的五种，Hok-LanChan将合法化类型分为符号的合法化和现实的合法化。参见Hok-LawChan:，LegitimationinImperialChina,

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84,pp.16-17,11-12。

　　 28参见苏国勋，前注24引书。

　　 29参见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刘东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106-117。

　　 30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马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页266。

　　 31尤尔根·哈伯马斯：《合法性危机》，陈学明译，台北：时报文化，1994［民93］，页128，129。

　　 32参见基恩，前注30引书，页266—267；哈贝马斯，前注31，页129-131。

　　 33Alb

rechtWellmer,Reason,Utopia,

 

andtheDialecticofEnlightment,inRichardJ.Bernstein(ed.),HabermasandModernity,Cambridge,
TheMITPress,1985.

　　 34有关哈贝马斯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参见曾庆豹：“论哈贝马斯”，《国外社会学》(北京)，1994年第5期和第6期。

　　 35转引自方朝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学说”，《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4期，1993年8月，第35页。本节关于哈贝马斯对合法性与市民社会的论述主要参考了此文。

　　 36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历史的例证，当推WilliamT.Rowe的有关十九世纪汉口城市的研究著作，而对其以西方概念套中国历史的批评，参见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中国书评》(香港)总第5期，1995年5月，第28—38页。对这种方法更广泛的批评见魏斐德：“清末与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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