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悖论与反正：论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纪检监察  ○

的一般预防理论到绝对报应刑论，然后渐进到防卫社会和教育改善犯罪人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论(目的刑论)，最后到相对报应刑的并合主义的产生，在整个多元价值的相互推动下，刑罚目的与整个社会的变动和观念的更新趋于一致。相对报应刑认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正义与合目的性，“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犯罪。”笔者认为，在整个刑罚目的的层次上，应该是“报应第一，预防第二”。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结论仍然主要是针对成年犯罪人而言的，而且要指出的是，如果站在存在论刑罚目的立场上，这一结论对未成年人仍然是成立的，因为为何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改造，前提是必须有犯罪行为，因而对其报应是首要的正当化要求(报应第一)。然而，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并不限于此。否则，常态下的学校、家庭教育可能发挥的效果更好，而实际情形却是这些常态教育无法规制和导向行为人的合社会化行为，进而导致其走向了犯罪之路。因而，就价值论刑罚目的而言，预防论是其理论归依。
   未成年人较之成年人的特殊性，一方面在于其生理、心理的不成熟性，对社会和自我认识具有较大的片面性、武断性、情绪性等，遇有外界因素的影响易做出非理智的行为；另一方而在于未成年人的可塑性强，就整个人生历程来说，还处于起始阶段，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可变性大，通过正确的引导，能够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所以，在预防论的功利价值衡量上，未成年人比成年人有更充足的理由，刑罚目的对未成年人的适时跟进(预防为主)才显得更为理性，而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正是这一刑罚目的调整后的具体显现。
   二、悖论：未成年人教育改造的困境所在
   (一)教育刑不是未成年人教育改造的根据所在
   在对未成年人进行有别于成年人的一系列刑事措施上，许多学者自然或不自然的认为理论根据直接来源于教育刑在刑罚实践上的现实影响，把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天然的等同于教育刑的现实展开。教育刑的概念是由李斯特首先提出来的，彻底的教育刑论者强调教育刑的三个内容要素：把教育视为刑罚的本质，把教育视为刑罚的目的，让教育贯穿于行刑过程的始终。
   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与教育刑的理论根据并不等同，主要理由如下：其一，以主辅序次把教育与惩罚单独分列，这与教育刑要求的教育与刑罚需要浑然一体有别，因为教育刑强调教育的强势地位，对惩罚并未留下任何发挥的空间。而且，这种主辅序次的划分从侧面说明的正是教育刑本身内在的教育的有限意义，而非全部；其二，就未成年人的特殊性而言，教育刑的外延缺乏周延性，也不符合教育刑三要素的旨意。从目前实践层面来看，教育刑的触及面并不以未成年人为己足，而是要波及行刑实践的全体，因此以未成年为自己的防护盾牌暴露的反而是自己更多的软肋；其三，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虽然程度上主次有别，但是在作用方式
   上是由惩罚外在的行为而及行为人的思想——由外而内，与之相反，教育刑由思想(改造)而及行为人的外在行为——由内而外，因而二者在作用力的方向上有根本性的差异。
   尽管早在197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转发中宣部等八个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对于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应着眼于教育、挽救和改造。”并且此后在多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上重申要对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指导思想和要求，但是在极大意义上这些都是专门针对违法的青少年而言的，而对犯罪的青少年，仍然需要在刑罚的框架下加以现实的操作。既然已经上升到犯罪质的程度，就不能单就教育而教育，强调刑罚的惩罚性一方面体现的是违法与犯罪在调整手段与程度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注重的是通过对青少年具体和特殊的行刑方式来达到教育的效果。
   由此，可以说，“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等教育改造原则很大程度上是以不足量的惩罚达到教育未成年人的最大效果，教育的手段性意义并不显然。对未成年人的任何保护性处罚措施，都是源于未成年人较之于成年人的特殊性，正是这一特殊性使得刑罚在刑事程序中刻意加以收敛，从而也使得常态下的刑罚功能有所减损(从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大量有关未成年人的司法解释等等都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这就进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措施，不是教育刑的作用使然，更非教育刑的现实佐证。
   (二)未成年人犯罪态势的高涨与教育功能的对立
   随着物质文明高速发展，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未成年人犯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