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产权改革与经营绩效分析经济工作  ○

制度，会导致各经济当事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权责利不清，难以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政府，不但拥有纯经济性质的权力，还具有社会管理的功能，拥有对国有商业银行超经济的行政控制，当两者存在冲突时，国家出资者的经济控制与管理权便会异化为行政控制权。另外，尽管国家已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来统一履行非金融类国有企业的出资人职责，但国有金融资产的出资人仍未明确。最终由谁来承担国有金融资产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职责，仍是一个悬念。
   　　2、政府目标多元化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目标异化。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唯一出资人，政府作为国家的行政实体代表国家行使对国有银行产权的相关职责，银行管理者是在政府的授权下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政府会将其所追求的目标纳入到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函数中，使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发生异化。为了使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与政府所期望的目标相一致，政府往往借助于超经济权力，以国有资产所有者身份干预其经营活动，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多元化，由此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差的深层次根源。
   　　3、经营者激励机制扭曲。国有银行的行长作为经营者，对银行拥有一定的控制权，但没有剩余索取权，其工资收入基本是固定的。这种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相称使银行行长可能会利用有限的控制权为自己谋求隐性收入。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所拥有的控制权不足以对员工实施充分的激励，银行员工的努力程度便受到了限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经理层的薪酬体系类似于公务员，收入水平基本上是事前确定的，与业绩水平的相关程度不明显，对其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
   　　由于产权主体“虚置”，对经营者考评困难以及激励机制的匮乏等问题，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经营权很大程度上不受约束，致使其各层次机构处于“内部人控制”状态，内部人事实上掌握了财产的决策权、使用权和处置权。
   在国有商业银行获得经营控制权，而激励机制扭曲与监督约束机制弱化的条件下，银行内部在追求短期利益与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导致银行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经营效率的丧失及信贷风险的加大。
   　　4、缺乏有效率的银行家选择机制。在商业银行的经营中，银行家科学的决策和高超的运作能力是商业银行控制风险和增加盈利的重要保障。就我国来看，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一直保持对国有商业银行高级经营管理者的任免权，国有商业银行的重要岗位人选都由政府委派。从表面看，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的选择权，符合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最优效率的本质要求。但是，政府是一个特殊的所有者，其资本所有权的相关职能是由政府官员具体行使的。政府官员拥有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选择的实际投票权，但在法律上却不是剩余索取者，因而政府官员
   的投票权为廉价的投票权，也没有足够的激励去选择最优的经营者。因为他们不必为经营者选择不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行政化的委派制，很难保证真正具有银行家素质的人担任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另外，政府委派官员与银行家所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职业化的银行家应具备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素质和决策的能力。银行家的经营行为会受到董事会以及外部市场的评价判断，生存竞争的需要以及实现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会促使其对所经营的银行尽职尽力，并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政府委派官员往往以职位升迁与政治权力的获取作为其目标，其结果必导致银行经营效率的低下。
   　　5、外部治理环境不佳。
   　　(1)监管当局的监管手段落后。由于存款人的分散性与信息的不对称性，存款人实际上无法对银行的经营施以监督。监管机构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存款人作为特别重要的利益主体的缺位问题。尽管我国目前已成立银监会，实现监管机构的专门化，但这不等于监管手段的现代化，我国目前的银行监管还仅停留在事后监管和报表监管层面上，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监管方法和监管理念还相当落后。这会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缺乏相应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2)信息披露力度不够。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垄断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所有权，因此，我国的国有银行基本没有建立有效的外部信息披露制度，在这方面，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为满足新的《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5月发布《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对中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提出了明确的规范的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力度仍然不够。国有商业银行应从公司治理要求和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更加主动地披露信息，提高披露质量。
  &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