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三农问题”上的若干主张乡镇街道  ○

形成罗马帝国，难道不是自由竞争导致垄断，导致权力的历史事实吗？在各国近现代经济史上，无数自由竞争的小企业最后被垂直一体化的垄断型企业取代，难道不是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事实吗？
   　　
   　　承认权力的必要性，并非是皇权思想；怎样让权力的运作民主化，才是现代的自由和民主观。茅先生应该是支持权力的民主化的，但是其表达方式却是取消权力。这也许是受了某些人的影响，怕民主化的权力最后会限制甚至取消自由，怕卢梭、mzd的阴魂未散，怕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重演。但是，如果没有恰当运行的权力限制市场的两极分化倾向，最后，只能是一场底层革命席卷而来。
   　　
   　　三、新乡村建设
   　　
   　　对中国农村问题认识得最清醒的，是温铁军先生。他既懂得权力的利弊，能够摆脱计划经济神话，又懂得市场的利弊，能够摆脱市场经济神话，还懂得工业化的利弊，能够摆脱形形色色的历史阶段论神话。正是为不相信、不依靠神话，所以温先生开篇总是说，我不是搞理论的，我是搞实践的。其实，现代神话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西方社会科学自称是科学，实际上迄今仍停留在神话阶段，既不能解释历史和现实，也不能规划和预见未来。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政府官员、记者编辑，就是停留在这些来自西方的两大主要神话派系中。
   　　
   　　例如，关于取消户籍限制，实行迁徙自由的问题，温先生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把迁徒自由作为基本人权来尊重，而在于谁来支付自由迁徙带来的成本，谁来享受收益。事实上，自2000年起，国家政策已经允许自由迁徙，但是并没有多少农民要求城市户口，因为城市户口中的含金量已经大大下降。在没有建立全国性社会保障体制的前提下，沿海地区得益于自由迁徙，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来到沿海，只得到微薄的工资，到干不动活的时候，还得回到西部，靠土地养老。这样，沿海地区不但享受了廉价劳动力的好处，还吃了廉价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如果自由迁徙与全国性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则国家财政可能根本负担不起。
   　　
   　　再如，关于金融市场化问题。温先生认为，事实上，由于土地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人口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此农村的比较收益注定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的投资收益将远低于平均利润率，“因此金融资本退出农村。这几年尽管银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很成功，但对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而言，这种改革意味着资金这个要素的流出农业。请问，所谓市场条件配置农业资源怎么实现？”
   　　
   　　又如，关于城镇化问题，温先生的分析也很到位：“且不说现在大中小城市吸纳农民人口的能力已经明显下降，从长期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xxxx城市化率，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亿4千万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按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xxxx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19.5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14.5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是一个大问题。”
   　　
   　　既然市场化并不能解决“三农问题”，温先生的建议就是要动用政府权力，一是免去农业税，而不是税费改革；二是将工业化过程征用土地的收益还给农民，建立土地基金，以给无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三是裁撤100xxxx县以下农村基层干部，从根本上减轻苛捐杂税的困扰；四是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村自治合作组织，使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农副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农村金融的收益能够留在农村。
   　　
   　　温先生这个建议的唯一问题是实施上的。前三项要求城市的强势利益集团能够作出让步，最后一项要求乡村的精英分子能够成为农村自组织的核心，为农民利益服务。两者综合起来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必须以长远、整体利益为重，克制自身利益的膨胀。正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意识到了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和机械唯物主义、自由主义划清了界线。还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意识到了当年晏阳初、梁漱溟先生的一番苦心。这样，温先生就开始倡导“新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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