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自治、成效与完善乡镇街道  ○

一种事后的公开，但村民已不满足于这种事后的公开，希望事前介入村务。这种对村务的事前介入实质上就是一种民主决策，同时也包含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内容。他们在自治的实践中探索采取了村务听证质询制度：每半年公开举行一次村务听证会，在听证会上村两委把半年工作、收支情况逐件逐项通报。村民可以在会上提问质询，由村干回答。重大事项要专题报告。目前正探索建立重大村务公决制度，以完善民主决策。与之相配套，大新村还对村务公开进行了点题公开的改革。村务公开栏增设一点题栏，由群众点题，群众点的题大多是敏感问题，但点什么题干部必须公开回答，这是制度。这种探索性的做法对后三个民主的落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大大地激发了村民参政、议政和监督的积极性。 　　（三）、关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问题： 　　村委会和支委会关系紧张，是一种较为多见的现象。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1xxxx的人认为其所在村的两委会是争权夺利和极不团结，矛盾公开化。估计实际存在的矛盾更多。这种矛盾大体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村委会过度自治，使支委会的领导核心作用难以发挥；二是支部包办村务，使村民自治失去实质内容；三是两委互不相让，造成工作受损，甚至组织瘫痪。而上述三种情况中，又以第二种情况最普遍。两委矛盾在某些地方已成为影响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制度性原因。 　　为解决两委矛盾，有些地方搞两委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种一肩挑的模式在表面上解决了两委矛盾，但实际上强化了旧体制党政不分的弊端，与推行村民自治的初衷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理念相去甚远。一肩挑使组织间的冲突内化为个人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间的冲突。他既是上级党委政府的代理人，又是村民当家人，然而两种权力来源不同，对其期盼和要求也不同。两委矛盾，本质上是权力间的矛盾。一肩挑可以有效地解决个人之间的矛盾，但对解决权力间的矛盾都是无效的。而且，在技术上，我们也无法保证村民选出的村主任全是党员且能被党员选入支部；党员选出的支部书记能被村民选举为村主任。因此，一肩挑具有过渡性而不具有可持续性和普遍性。 　　《村民委员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是处理两委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明确指出，在村民自治进程中，村党支部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但这种领导核心作用不是包办代替村民自治，而是支持和保障村民自治和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为村民自治创造条件和排除障碍就是支持和保障最主要的两点。在解决两委关系的具体做法上，两委都要由为民做主向让民做主转变，决策机制应由少数人说了算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集体决策转变，同时，要明确划分村委和支委的职责权限，减少两委争权从而产生矛盾的冲突点，建立合理的工作协调机制，而要做到这些，一个重要的制度载体就是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 　　（四）、关于村民自治组织内部的关系 　　鉴于现在农民的流动性大，农民难召集，安徽省各地试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有效地发挥了自治作用。于是在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内有了三个自治组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委会。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究竟如何？如何认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涉及村民自治能否健康正常发展的问题。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会议和村委会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却没有关于村民代表会议的任何规定。因此，对于村民代表会议有何种社会功能，也有如下说法：一是村委会的参谋、助手和咨询机构，是村委会的智囊；二是村民会议的代议机构，其功能为代议；三是村中的权力机关。我认为第一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它颠倒了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的主从关系。第三种观点也不对。首先，权力尽管来源于村民，但也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没有认可这种权力，因此于法无据。其次，如果村民代表会议是权力机关，那就在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村民的直接民主和自治权力，于理也无据。而第二种观点是有道理的，村民会议可以看成是一种代议机构。村民会议是决策性权力性组织，而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会议授权的范围内才能讨论和决定有关事项。村委会则是管理性、执行性机构，是处理村民自治一般事务的工作机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村民会议与村委会的关系是决策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五）、自治组织与乡镇党委政府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和各自权限作了一般性的规定：即乡镇政府有权指导村委会工作，但不得干涉属于村治范围内的事务。由于这种规定相当原则，缺乏明确具体的可操作性。因此，在实践中往往产生两种极端：一种是乡镇政府通过自己的强势地位，变指导为领导，村级自治组织成为乡镇政府实际上的下属单位。还有一种情况，尽管目前农村基层政权结构是乡政村治，但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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