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在欧洲大大促进了英国之外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在当年的中国却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窒息性的阻碍,这与后来上海等中国近代城市的快速崛起的经验也是不相吻合的。 冲击-反应论是海外的主流看法。持这种论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本身并不能进步到工业社会,但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 (费正请 1994第8-9章)。中国不能自发进展到工业革命的原因,在明清两朝人口急剧繁殖,使社会剩余几乎丧失殆尽,处于一种高水平的马尔萨斯人口陷井之中,因而无法提供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来源 (perkins 1968; elvin即伊懋可1973)。没有来自西方的刺激,中国会继续自锁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井而不能自拔。艾德荣(edwards 2005)的最近研究则认为,明以后的政治制度的变迁使中国的产权体系退化,创造、发明动力消退,使中国无法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 近代早期论者从国外呼应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中国在明清两代并未自锁于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陷阱之中 (lavely and wong 1998;lee and wang 1999) ,或认为至少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活动水平和西欧发达地区如伦敦一带旗鼓相当(pomeranz 2000)。这种观点认为,若无后来的西方的冲击,中国有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可能。 当然,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观点。例如,李伯重既支持中国在明清两朝的江南地区出现早期工业化的观点,又认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属于劳动密集型,演变为英国式重型结构的工业化的可能性不高 (2000, 第11章)。 2.3 内卷化论和发明模式论 黄宗智(1994 第16-18页)则认为以往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理论都不能圆满解释中国的特殊国情。他一方面认为明清时代中国的确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否认循环停滞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人口过剩,农业劳动的每日边际产品递减与城市中工商业的繁荣同时存在。他甚至认为后者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的内卷化 或过密化。由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动力不是来自厂家的唯利是图,而是来自农村剩余人口在土地之外寻找出路的企图,因而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并不一定会在中国出现西欧意义上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在观察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乡镇企业的经验之后他又得出结论,工业化并不一定非在城市中进行,因而提出要寻找第三种理论和第三种发展道路 (黄宗智 第36页)。 林毅夫(1995)则探讨了人口与实用技术的关系。据他研究,在基于经验的发明模式盛行的年代里,中国自古以来便拥有的庞大人口使中国在创造、发明上有人口优势。但是,15世纪之后,欧洲采用重复试验的模式从事创造、发明,使发明、创造取决于试验的频率,与人口规模无关。中国庞大人口不再有发明的优势,因而逐渐落后。不过,林的理论不能解释以下事实。根据maddison (2001 表b-10),公元元年至16世纪的长时期中,印度的人口规模大于中国,因而难以解释为何正是这段时期中国在实用技术上领先世界。其次,林的理论虽能解释为什麽中国在15世纪时开始落后于欧洲,但没有解释为什麽欧洲忽然于15世纪后找到了新的发明模式。最后,林的理论无法回答为何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中期之后,在人口几倍于宋朝的情况下,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即使不和欧洲相比, 仅和宋朝之前的年代相比, 也显得十分萧条。 综上所述,各种理论、观点或者认为直到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为止,中国并没有出现自发的现代化迹象;或者认为中国最早在明清两朝的中晚期才开始出现商品经济的发育和早期工业化的痕迹,但为外来势力所中断;或者将中国近代落后归因于中国发明模式的落伍,特殊国情引起的内卷化,语言结构的缺陷,或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政治制度等。这些假设无疑都有一定的解释力量,但是它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原始人类走出非洲丛林时,并无发明模式,国情,语言结构,文化,或政治制度等的不同,为何他们会分化出不同的文明形态,取得不同的进步速度呢?显然,造成他们后来在种种差距和不同,最主要在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 三.近代以前地理秉赋对文明演变的影响 3.1 地理禀赋和最早崛起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关系 上文指出,李约瑟之谜暗含为何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并未领先西方的问题。五大洲中,农业文明最早崛起于今天的中东一带,是和当地的特别的地理位置有关的。这一地区正位于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第一站,又正好有尼罗河,幼发拉第河和底格里斯河等大河所形成的大片平原。因临近地中海,该地夏季干旱,冬季湿润,容易繁殖籽多而大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并支撑较易驯养的大型食草类动物,却使森林难以蔓延(diamond 1997)。 这种生态环境使在此生存的人类较他处更快地驯服象马、羊这样的大型食草动物以作挽重或肉食之用,由多籽的草本植物培育出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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