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因素是三农;三农是我国政权建立和稳固的基础,三农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工业反哺农业时代到来(小标) 《21世纪》:今年的一号文件突出体现了对农村扶持力度的加大,进一步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是否对工业反哺农业趋势的一个长期落实举措的开始? 刘堪:从去年一号文件开始,应该说农业政策已经进入“反哺“阶段。去年是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今年是直接补到农业生产建设。解决这些问题,是多年以来我们所呼吁的。 国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到了600-1000美元这个阶段,应该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按照这个标准来说,我国的“反哺”措施,完全是必要的。当然,我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就是说我国的农业资源向工业转移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比如说土地、劳力。现在政府采取的措施,大量的是逆市场调节的措施,通过行政手段来补贴农业和农民。农村的问题的完全解决,只靠政府拿钱是不行的,还要想着如何把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如何提高农民的素质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补贴只能是事倍功半。 韩俊: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是大势所趋。 hjt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在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hjt总书记又明确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对国际发展经验的精辟总结,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2004年我国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8xxxx以上,财政收入达到2.xxxx亿元。尽管我们现在农村人口还占多数,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大量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但我国在总体上已具备了到了反哺农业、支持农村的实力。我认为,目前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总体覆盖力度不够,城乡差距较大。应当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大幅度地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张红宇:纵观世界各个国家工业化的过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以后,依靠农业提高工业化是一种普遍的趋向。 去年我国gdp增加到1xxxx亿,突破了1.xxxx亿美元;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2.xxxx亿;城市化水平前年已经达到了40.xxxx,去年肯定是4xxxx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前年是4.89亿,其中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一共大概需要2亿劳动力,乡镇企业吸纳1.38亿劳动力,这一共是3.38亿,大概还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这1.5亿剩余,加之去年已经达到1026xxxx跨乡三个月以上的劳动大军,大量分布在二、三产业,目前我国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突破了8xxxx。这都表明中国已经确确实实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理所应当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开始对农业进行反哺,以工支农、以城带乡。 温铁军:从历史角度看,我国以前是从农业提取积累来支持工业化,这在薄一波同志《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中已经很清楚的解释过。在1950年代初,为了加快工业化,我国只能从农业提取积累,这一问题历史上已经有定论。80年代就有很多学者测算过,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当时国有工业固定资产总规模是9000亿左右,其中从农业提取的积累是6000亿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最初的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来自于农村,这一点20年前就是有共识的。 目前,城市反哺农村也已经具备条件,去年中央财政增收了5500亿。自从1990年代以来,国家的财政投资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主的,但是,从2003年开始,hjt总书记当时就提出要把新增财政用于公共品的开支,主要用在县以下的基层。最近hjt总书记把它强调为“两个反哺”,这个完全是符合现实客观需求的。 “反哺”的矛与盾 《21世纪》:工业反哺农业,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韩俊: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以税惠农”,让农民长期休养生息。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在全国推开后,据统计测算,2003年全国农民因此得到的好处约为650亿元,减负幅度在3xxxx以上,基本实现了村村减负、户户受益。2003年全国农业税及附加收入460亿元。农业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下降至3.xxxx。就我们国家的财力来讲,已经具备了取消农业税的条件。中央曾提出要逐步统一城乡税制,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目标,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在取消农业税以后,不要急于对农民开征新的税种。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长期以来负担重,应该给农民一个长期休养生息的机会。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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