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承受的水平上。 刘堪:粮食问题历来是我国的紧箍咒。为什么不放开思想,从战略上考虑一下粮食问题?到底我国13亿人,城乡消费水平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粮食?我们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研究得不够。现在我国限定xxxx的粮食进口率,是值得推敲的。 我觉得,粮食也要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有比较优势交换才是正常的经济交换。我们土地资源十分紧缺,北美、澳大利亚、南美洲土地资源是很宽松的,甚至包括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休耕地都是xxxx。我国人多地少,除了吃粮,还要让农民在种粮上致富,进口现在连超越xxxx都不敢说,这种状态不太正常。进口率放到1xxxx,国内生产要求马上就会宽松。 “我们一买就是国际粮食市场的一半、粮价马上就上去”的现象不是不可变,只要是有长期合同就可以改变。 当然,我赞成“技术第一”的说法,技术如果上去了,很可能需求问题就解决了。 张红宇:粮食需求方面,存在“三增一减一平”。“一增”是总量增加,每年城乡消费要增加100亿斤左右,即xxxx;“二增”是饲料粮的增加,最近这几年,每年增加1.8-5.xxxx左右;“三增”是工业用粮增加,包括工业酒精、淀粉、制药等;“一减”是直接消费口粮减少,前年的恩格尔系数城镇是3xxxx,农村是4xxxx;“一平”是xxxx的?总值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增减数据是百分之零点几。 去年全国粮食产量4.65亿吨,现在全球的粮食贸易量除掉豆类是2.3亿吨,中国粮食增减一个百分点就足以影响国际市场。我们不一定要强调到9xxxx的自给率限制,但是,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基本的粮食安全还是要提的。 《21世纪》:如果说粮食安全主要靠我们国内的土地上想办法,那么通过粮食增产能否实现农民增收? 刘堪:我国粮价不可能涨到像日本、韩国当年那样,是国际市场十倍以上。除了农民负担很重以外,环境承受力也有问题,用大量的化肥农药支持高产,时间长了不行。所以,仅靠增产是不能实现富裕农民的。 张红宇:从资源状况来讲,美国一个家庭占耕地大概是200公顷,欧洲是20-40公顷,日本一个家庭耕地资源是1-2公顷。中国现在是多少呢?18.5亿亩地,2.47亿农户,一户正好是半公顷,属世界最低。这是我国农民种粮不可能实现农民的富裕之路的根本限制因素。 目前,农民收入低的原因有两方面,从外部环境讲有二元经济结构,所有的资源都没向农业倾斜;从农业自身来讲,由于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占有量非常少,导致生产率很低,不要说跟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相比,就是中国自己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也才是第二产业的1/8、第三产业的1/4。我们可以逐步推进适度规模经济,通过扩张规模获得足够的土地,通过土地经营获得足够高的劳动生产率,进而获得较高的农业收入。 规模经济存在两个前提,即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和土地保障功能的淡化、收入功能的强化,这就要求国家逐步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形成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这样,农民来自于来自于粮食的收入也是可以增加的。这就涉及到土地制度的改革。 1978年后,我国土地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民拥有承包权。现在能不能把承包权分解为使用和承包权?我国农民拥有经营权、收益权,但是没有处分权,不光农民没有,集体也没有。在终极所有权归属国家的前提下,农民能不能真正的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能不能得到处置权给?值得考虑。 现在,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流到外面,剩下的劳动力可以分解为两种,一种叫农民企业家,一种叫农业工人。大量农民把承包权转让出来,转让的土地让农民企业家经营,他拥有使用权,给转让方交租金。这实际上是淡化所有权,强化承包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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