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日本又在华北市场上用走私的方式倾销棉纱,造成纱价日跌。纱价下降本应对织布业有利,但土布价格与棉纱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纱价下降过快时,往往商人散出棉纱尚未收回布匹,布价已随着纱价一起大幅度下降,使商人毫无利润可言。高阳织布区受日纱走私危害最深,华北其他各织布区除潍县外,大都受到了日纱走私的影响。 华北另一重要农村手工业是柞丝绸业,柞丝绸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军侵占东北对柞丝绸业的打击也是灾难性的。华北柞丝绸主要产在山东省的山东半岛上,在近代柞丝绸出口蓬勃发展的刺激下,与山东半岛一海之隔的辽东半岛上迅速发展起柞蚕养殖业,成为山东柞丝绸业的一个原料生产基地。最初,辽东半岛上的柞茧都是运往山东半岛上缫丝,一时间,烟台市及烟台附近的农村缫丝业勃勃兴起,但隔海运输柞茧总不如运丝更方便,一些商人开始在辽东半岛设厂制丝,山东省的柞丝制造业受到了打击。不过,辽东半岛的柞丝仍然要运到山东,或供出口,或供山东省的柞丝绸业作原料,因而对山东省的柞丝绸业利大于弊。“九一八”之后,日本控制了东北,将辽东半岛的柞茧和柞丝直接运往日本加工,并在欧美市场上与中国柞丝绸产品展开竞争,华北柞丝绸业内失原料,外失市场,到30年代中叶终至一蹶不振。 华北的苇席业亦以东北为主要市场,在“九一八”之前,河北丰润县的苇席有6xxxx运销东北,事变后,伪满洲国征以重税,运销关外的数量大减,仅占总产量的2xxxx。玉田县事变前每年运销东北苇席六七十万领,事变后亦因关税繁重,销量减少,以至全县产额由20年代的8xxxx万领下降到不足2xxxx领[20]。日本对东北资源的掠夺还使华北一些以粮食作物及油料作物为原料的手工业如榨油业、制粉丝粉条业等受到了程度不等的打击。 日本侵占东北对农村手工业的打击尚不限于此,最主要的是,日军对东北的蹂躏造成东北人民购买力下降,加以此前由关内出关种地的农民纷纷返回原籍,使各地农村多种手工业的市场萎缩。东北与内地之间的交通运输以及商业也同时受到战争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商品流通。华北农村手工业生产虽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时即有所下降,但急剧衰退却始于1932年,这不能不说是日军侵占东北并进一步占领热河等地的结果。此外,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淞沪战争期间,上海四郊部分布机被毁,致使农村手工织布业遭到严重破坏[21]。 但是,尽管如此,自1936年开始,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和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农村手工业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渐次恢复和发展,到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近代华北农村中多种手工业都出现了新的高潮。棉纺织业中除前述高阳织布区外,其他织布区也都有所恢复,潍县织布区据说在“七七”事变前兴盛到了极点[22],香河县的土布业也于1934年未1935年初渐趋畅旺[23]。草帽辫业出口量有所减少,但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居高不下,所以出口值呈上升趋势,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国内市场上的需求逐渐扩大的结果。柞丝绸业虽不能与20年代相比,其出口量和出口值比1933、1934年还是有所上升的,同时,人造丝织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农村手工业也在迅速发展着。华北植物油的出口,根据青岛、龙口、威海三港口的油类出口统计,1932 ── 1934年间有过较大幅度的下降,1935年以后,出口量和出口值都迅速回升,到1937年,二者都已接近于历史最高水平 [24]。不仅华北地区, 全国各地的手工业生产,包括农村手工业在内,都呈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如江苏南通的关庄布(因专销关东而得名)于1932年以后陷于停顿,当地织户遂改用铁木机织造大机布,出产日增,到抗战前夕,亦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25]。据彭泽益先生《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以1936、1937年与1932 ── 1934年相比,全国67种重要手工业产品中有46种的出口值明显回升[26]。 上述分析表明,在30年代,外界因素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机制都与经济机制同样,既不能,亦没有造成农村手工业的衰亡。 那么,为什么近代农村手工业会给人留下一种趋于衰亡的印象呢? 就华北的情形来讲,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的的确确造成了农村手工业的全面衰退。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很快占领了整个华北,对农村手工业造成的危害超过了此前一切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譬如,同为战争,军阀混战对人民生命造成的损害主要发生在战场上,军纪败坏的士兵抢劫固然也会伤害百姓,而日本侵略军则对平民百姓直接杀戮;军阀战争对农村手工业生产力的破坏除直接作战区域之外,主要表现在征发人力物力方面,日本侵略的破坏则是多种多样,既有对人力物力的掠夺,又有直接的毁坏,还有对原料及产品的控制;地方军阀发行货币只是造成币制混乱,日伪发行伪币的同时还禁止中国货币的使用,既干扰流通过程,又起到了掠夺人民财产的作用。所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