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06年局级干部和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 ○
处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的关键时期，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这些因素的存在，给解决腐败问题增加了复杂性，致使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在可预见的一段较长时期内难以消除，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严峻。
(2)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因素。从历史经验来看，社会变革和体制转轨阶段，是腐败现象高发易发的时期。美国、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了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出现。主要表现为：第一，新旧体制交换过程中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客观上为一些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第二，市场经济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导致一些人的思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迷惘，市场经济的负效应渗透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成为诱发违纪违法行为的主要成因。第三，分配不公问题带来人们心理上的失衡。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部门(行业)之间公务人员收入存在差距，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的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正在不断拉大。这种状况导致很大一部分公务人员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已成为公务人员腐败高发易发的一大诱因。
(3)监督乏力的因素。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监督乏力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一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由于我国的监督机构缺乏相对的独立性，致使监督经常不到位，甚至缺位。在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现象。尤其是作为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难度十分大。龙泉区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之所以能贪污受贿上千万，也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党内监督。人大对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二是各种监督机关关系不够协调，没有形成监督制约的合力，存在监督的空白点和盲区，监督的力度和效果都不甚理想。三是领导体制设置不尽合理，不利于监督。有些部门和单位，党政主要职务一肩挑，权力过于集中，容易造成一人说了算的局面，内部监督、民主监督难以有效实施。五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监督意识不强。
(4)管理体制和制度因素。包括对行政审批事项、人事、财政管理的体制和制度，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漏洞。就拿财政管理体制来说，近几年来，国家审计署每年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结果，每年的审计报告都揭露了一些触目惊心的部门和行业腐败问题。根据2001年审计工作报告估算，中央有关部委的预算违法资金约189.6亿元人民币，有关预算执行单位在使用国债专项资金、公路建设资金、天然林保护资金以及科技经费和中国农业银行、国有企业负债损益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资金约175xxxx亿元。在2004年6月23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审计署的2003年审计工作报告披露了所调查的10大案例和24部门40亿糊涂账，再次掀起“审计风暴”。为什么这些掌管国家财政资金大权的单位和个人，从国库掏钱，如从自家囊中取物一样容易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些国家机关和官员胆大包天违法违纪？这些都充分我们的体制问题。
(5)法制不健全和滞后性因素。法制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廉政法规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制订颁布了一系列廉政法规制度。但廉政法制不健全和滞后的问题仍比较严重，一些地方、部门、领域无法可依和法律不完善的问题仍然存在。
2、正确认识我们党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和当前的腐败问题，以及干部的主流问题。
一是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也要看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和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竣。看不到主流，悲观失望，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丧失警惕，不下大力气加紧解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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