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党训班上关于“加强道德修养”的报告 党建党委  ○

出来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自己的面前。几年以后“万元户”们的存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由政治意识形态设定的“奉献型伦理”规范日渐处于一种弱势状态。在体制充满漏洞，且没有设定任何追逐财富的游戏规则的国度，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国人，其物质欲望一旦被释放出来，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对金钱的饥渴，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最终导致了当前这种道德严重失范状态。在中国的今天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与、铺天盖地、来势汹汹的金钱潮，人们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达到一种可以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就会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可以说，素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为人格理想的中国文化，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道德困窘，并不只是少数人的困窘，而是整个文化在财富面前的困窘。
   　　二、产生这种现状和困惑的原因
   　　究其产生这些困惑和现状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动期的利益驱动。道德状况与一般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国外有学者通过对许多已经完成和正在迈向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以人均国民总产值150—800美元为界，此下的贫困国家和此上的×××国家大多数都是政治比较稳定、社会道德状况良好，而介乎于上下限之间的较×××国家总体而言是社会动荡不宁，道德溃败。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在于贫困国家人们的各种欲望处于“冬眠”状态，大家都安贫乐道；×××国家人们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或比较容易满足，社会动荡和道德违规付出的代价太高因而民众不愿轻易地去做；而在较×××国家，初步的现代化挑逗起了民众对发财致富和政治参与的强烈欲望，而财富资源的政治空间的相对有限却在此形成了瓶颈，民众趋利的不择手段势必导致社会风气恶化、伦理道德伦丧、贪污腐败丛生。有人把中国现在的种种社会问题统统归结为一个“穷”字，我看是不完全正确的，中国人目前的确不算×××，农村有几千万人口没有彻底脱贫，城市有数千万已经下岗和正准备下岗的工人；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但比起50年代我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钱袋逐渐鼓了起来，可我们的道德水准比那个时候又提高了多少？比起偏远山区的落后农村，城市要繁华得多，但城市还有农村人的古道热肠吗？因此说，人们道德水平的下降是在经济转型和发动期的一种利益驱动，并不关乎“贫”“富”。
   　　二是制度建构的相对滞后。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此过程中，建立相对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使社会的物质和政治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尽量公正地得以配置，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好，已被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公众的趋利能量不能以正当的渠道宣泄，就必然造成吏治腐败，分配不公，巧取豪夺盛行，贫富悬殊加大，社会动荡不宁，伦理道德伦丧。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新旧制度的转换，价值观念的紊乱，使得国家的控制力被大大削弱，在此背景下出现的道德滑坡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说以上两点是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所感染的全球现代化的通病的话，那么，下面两点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独特原因。
   　　第一点是传统道德观的瓦解和传统的社会调控体系的失效。中国传统道德观在世纪之初的“五四”运动中已经受到了质疑和批判。在此之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植入了中国，“阶级情”取代了被视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传统道德中的“仁”、“义”、“忠”、“孝”、“恻隐之心”等范畴。斗争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盛极一时，使得怜悯、同情、互助、容忍、扶贫济危、尊老爱幼等文明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几乎荡然无存，人们生活在阴谋、告密、揭发、猜忌等无义行为的阴影中。在中国民间社会，本来有着以各种宗教或准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信条，如佛教的果报、道教的戒律等，以及建立在血缘、邻里关系之上的贫富相助、患难提携等朴素的道德习俗，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看作是封建迷信和阶级阵线不清而被禁止。“文革”结束之后，我们还没来不及道德的重建，整个社会又卷入了商品经济的漩涡，本来就十分薄弱的道德体系再一次面临着强劲的冲击。
   　　传统道德观虽然被瓦解了，但人们一直继承着传统的“伦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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