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党训班上关于“加强道德修养”的报告 党建党委  ○

上”的社会控制模式，并把它向前发展了。中国传统社会是用道德代替法律，用上下尊卑的伦理关系调控庞大的国家秩序。比较典型的是“文革”时期，人们不但用“革命”道德代替法律，而且进一步用政治代替道德，一个人有没有无产阶级道德，主要看他是不是对党忠诚，而所谓对党的忠诚，实质上已演变为对党内斗争中某个派别的忠诚，或者说是对某个政治偶像的忠诚，其他都是小节可以不顾。这种以政代德的社会控制方式的有效运作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治高压的持续和信仰忠诚的坚守，一旦偶像动摇，信仰危机发生，道德堤坝的崩溃就势不可挡。
   　　第二点是法制的不健全。法律当然不能裁判道德，但法律裁判的绝对是不道德的行为，某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肯定要建立在人们普遍的道德共识的基础上。中国的问题在于：第一，长期以道德代替法律，无论是古代的“伦理至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以政治代替道德，都促使国民形成“双重人格”。法律规定了一个人成为“好人”的下限是只要不做某些事即可；而道德却规定了一个人想成为“好人”的上限是必须做某些事才能达标。在以德代法的情况下，道德的标准高而又高，对于一个普通而又有正常欲念的人来说，他要克制自己成为“圣人”或“好人”是难而又难的。但为了在社会上立足或谋取政治利益又不能不这样做，这最后的“做”就是“伪做”了。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无信，作假，伪善，欺骗，“双重人格”的人遍地都是，社会风气怎么能变好？第二，正因为如此，法律建设的成本太高，一是法不责众，任何法律的制定都要顾及社会现实，大多数人的违规要么逼迫法律标准降低，要么导致法律软化；二是法律的执行难度很大，大家都讲假话、作伪证，很多案件只能不了了之。法制不健全的结果是违法的人和事不能得到应有的制裁和追究，社会公正难以体现，其负面影响就是推行了一种反向示范效应，即触犯法律都无所谓，那么破坏道德规范的行为就更不在话下了！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
   　　道德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建构的道德，应该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我们以往讲道德，使人们有一种感觉，就是高不可攀，大多数人做不到。有的人说，你坐在前面给我们讲道德问题，那你能不能做到，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有些道德我自己虽然竭力去做、去遵守，但有些也还是不能完全做得到。在我看来，实际上在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公德，即人人都必须遵守的道德，把这个基础抽掉了，你去讲一些普通百姓做不到的东西，其效果可想而知。如诚实、说真话，这是从官员到平民百姓都必须具备的道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最不道德的，也是精神最不文明的，有了这一条，再漂亮的道德说教也无人听了。又如有些人随地吐痰、扔垃圾，但满嘴好听的名词，谁信？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公德是一个大问题，值得认真探讨。然而，多年来，这种状况仍没有多大的改变。人们仍只讲小圈子的道德——遵守家庭的、朋友的、单位的、熟人的道德规范，而一旦脱离开这个血缘的或类血缘的环境，到了陌生的公共的环境中，就往往对那些应该共同遵守的东西视若无睹，甚至故意破坏和践踏。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已经司空见惯。公德意识的养成有赖于良好的公民文化，有待于社会每一个个体公民意识的觉醒。
   　　第一，要加强对人格的培养。人格培养是最基本的品德培养，也就是使一个人具有人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比如，要有荣辱感，要知耻，要有道德追求，要诚实、讲信用，要自尊、自重，爱护自己名誉，要懂得尊敬别人，有同情心，有正义感，讲良心，负责任，等等。人格培养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自觉地以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自觉地进行人格培养，关心自己的名声，不要自己把自己不当人。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名声，别人把他是否当人看他都无所谓，那他自然也就会认为区分崇高与卑鄙是无意义的，人生不必追求崇高，不必敬仰崇高。
   　　人格不是道德体系，不是道德原则。人格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资格，是人与低级动物相区分的界限。不同道德体系、不同道德原则，是不同经济制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人群在道德方面的界限、区别。就一个道德个体而言，从小到大，应该先进行人格素质教育，使其有一个较好的品质基础。然后才能灌输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以及由此所要求的道德原则。不进行基本的人格素质教育就直接进行某种道德体系、道德原则教育，无异于在沙滩上建造高楼大厦。人格素质的基础不好、不牢，没有道德理想追求，是当代人困惑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要加强社会公德教育。若把讲人格理解为做人要自尊、自爱、自重，一个人要关注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关注自己行为的社会后果，那么讲公德就是要尊重社会，尊重他人，关心社会，关心他人，要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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