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首先在认识论上对“客观性的陷阱”实现超越。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在于揭示构成社会宇宙(socialuniverse)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socialworlds)中隐藏着的深层结构,以及使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同时指出社会宇宙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即现实世界以两种方式存在——“初级客观性”和“次级客观性”,“前者包括这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用布迪厄的话说就是各种资本的类型)的手段”;后者“则体现为各种分类体系,体现为身心两方面的图示,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如行动、思想、情感判断中,这些分类系统和图示发挥着符号范式的作用”(华康德,2004:6-7)由此布迪厄欲跳出“客观性的陷阱”,并指出各种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都是虚幻的,是以理论逻辑替代否定实践逻辑的“学究式谬误”。所以布迪厄提倡一种总体性社会科学,“从对社会学主题的这种关系性观念和反笛卡尔式的观念出发,自然而然地要求社会学必然是一门总体性科学(totalscience)。社会学必须构建维持人类事件基本统一性的‘总体性社会事实''(totalfacts),这种‘总体性社会事实''所涉及的人类实践兼跨各种支离破碎的学科断片、经验领域和观察分析技术。”(华康德,2004:29)如此看来问题似乎解决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正如布迪厄所言,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是不断地由各种政治对立和社会对立所激发的(布迪厄,1989,转引华康德:2004:16)布迪厄将对学术观念的反思指向了人类生活实践,明显的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也正是由于意识到理论与实践的关联,布迪厄才发现了学术中二元对立“有形之网”背后的那张“无形之网”。
四、理性的政治前景:从反思性到自主性
自迪尔凯姆以降,把自然科学式的“客观性”作为社会学的信念、追求,使社会学一度陷入困境之中。直到今天此种“信念”仍然禁锢着许多社会学学人,并不知不觉中强迫这些(习惯)坚守此种信念的人将之视为一种追求,虽然这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一如吉登斯所言:“那种希望出现一位社会科学的牛顿的渴望仍然非常普遍,尽管在今天,怀疑这种可能性的人比依然抱此希望的人可能要多得多。但是,那些仍然在等待‘牛顿''的人不仅是在等待一列永远不会到达的火车,而且他们根本就站错了火车站”。(吉登斯,2003:72)面对社会学的困惑和局限后来的社会学流派多有反思超越者。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试图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之网,建立在主体间关系的基础上研究生活世界,而“日常知识所针对的世界本为主体间的和文化的世界,因为它不仅仅是我的。也是其他人。其中有一些比我更早,而且它是由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意义建构起来的。”(舒茨,转引柯库尔,2000:72-73)常人方法学继现象学社会学之后更加系统、彻底地向传统社会学发出了挑战,首先对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学进行了彻底批判,主张用日常人或普通人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方法,人与人交往互动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同时把社会本身也看作是一种日常活动,使社会学放弃了作为客体对立面的主体地位,社会学及其社会研究活动不再具有二元论思维方式中的那种主体性,引起了社会学从神化到人化的转折。(刘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