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社会学角度谈从反思性到自主性思想宣传  ○

2002：46-47)古尔德纳(a.gouldner)在《即将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中指出：主体和客体之间不仅相互关联、而且相互构造，因为没有一种世界的知识不是我们自己对它的体验并体现了对它的关系。(a.gouldner,1970：494)。吉登斯面对社会学的困境欲提出一种“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指出社会科学是一种“双重解释学”，“行动”和“结构”不是完全对立的，“行动”也不是完全被结构形塑和制约，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是一种“互构”过程。(吉登斯，2003，1998)。布迪厄认为这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虚假对立”，而要真正理解社会必须从社会生活的实践出发来认识社会，认为“现实的即是关系的”，以一种“关系主义的方法论”来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

应该说社会学后继学人不乏对此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反思和超越，但为什么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对社会学影响如此至深，甚至到今天都难以消除呢？布迪厄指出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二元对立已经被千百次的消解过，但却又不断的“死而复生”，而那些使他们起死回生的人们将从中得到好处。由此可见此种二元对立表面上是科学对立，但实际上却根源于社会对立。所以要摧毁这些对立就要付出巨大代价，因为它们已经深深地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布迪厄、华康德：2004：235-239)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要想了解科学场域1如何被社会结构形塑的还须回到科学场域中来。布迪厄指出“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主要威胁就是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脱节。”(布迪厄，2004：231)其实，早在1959年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出这个问题，而此种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脱节在社会学内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宏大理论(“唯理论主义”)和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抽象经验主义(“唯方法论主义”或“唯经验主义”)的分立，二者表面上彼此蔑视，相互攻击，同时却又相互帮衬，彼此吹捧。在社会生活中，这两种流派又分别能找到现实缩影，即二者背后都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宏大理论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抽象经验主义带有极强的科层制气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帕森斯理论大厦的崩溃，抽象经验主义一时间成为社会学的主流，甚至是社会学“规范化”、“科学化”的化身所在。而此种规范化、科学化的研究往往为军事首脑和社会工作者，公司老板和监狱管理员等等这些人提供直接服务。这种科层制的运用倾向与日俱增，并且毫无疑问会持续下去。研究也同样被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运用。事实上，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意义就蕴涵在它本身即作为社会事实的存在之中。(米尔斯，2005：86-87)由此可见，二元对立的思维之网背后隐藏的“无形之网”就是“利益动机和政治取向”。

对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最早提出关照的是韦伯，而这一点却常常被忽略。后继学人一般都将“价值中立”理解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理想指向”，却忽视了它的“政治指向”。韦伯“之所以诉诸价值中立这一概念，是为了彻底把社会科学从为当权者服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是为了强调研究者有权利，有义务独立解决问题，而不必考虑所得出的结论对国家事务有利还是有害。韦伯认为，在成熟的讲究方法的研究中，价值中立可以把社会科学从政策制定者的巨掌下解放出来。它会结束社会科学的无自由权状态，为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扫清道路……”(科瑟，1990：导言，10-11)

由此不难看出，社会科学研究背后往往隐藏着很强的“政治意蕴”，而这正是许多社会学家力求回避和隐藏的。一方面，一些“官僚化知识分子”(他们可能并不是官僚，却为官僚所用，又从官僚那里获得利益)他们自己标榜为具有公益心和科学精神的学者，但却又甘为政治合法性的论证机器。另一方面，一些具有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力求与政治划清界限，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总是三缄其口，以此捍卫其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可是，面对社会科学的混乱，以及科学场域自身运行逻辑被社会结构形塑、制约的事实，此种集体性的沉默寡言也许正是此种“混乱”得以延续和再生产的条件所在。正是针对此种“学术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布迪厄提出了他的“社会学的社会学”。

布迪厄指出，社会行动者往往将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接受世界的现状，并觉得它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的心智是根据认知结构建构的，而认知结构正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结构；恰恰基于上述这样的事实，社会行动者持有一种基本的、前反思性的假定。(布迪厄、华康德：2004：222)布迪厄针对此种“前反思性的假定”，进一步深入，引入了“符号暴力”这一个重要概念。“符号暴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本人身上的暴力。具体讲是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这种暴力，”布迪厄将这种暴力称为“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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