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三农问题的调查乡镇街道  ○

有的进京集体上访人员长时间围堵国家机关门口，在北京滞留7xxxx小时，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办公秩序和首都的社会稳定，严重损害了我县的形象。
   　　第五、时间上的择机性。每逢重大政治活动或政治敏感期，特别是五一、十一、两会期间信访量明显增强。我县近几年出现的群众上访事件都具有这个特点。
   　　第六、问题处理上的复杂性。从集体访反映的情况看，很多问题纠缠交织在一起，解决难度较大。如反映农村征用土地及土地补偿款分配、村干部经济问题及工作作风的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同时，老百姓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明显，想法要求与政策之间距离过大，因此给问题的解决带来很大的难度。
   　　二、 诱发我县群众集体上访的因素
   　　（一）改革的深化触动了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
   　　当前，我县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是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变化日益深刻地打破了“大一统”的权利结构和平均主义的利益关系，使他们的社会权利和利益越来越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实现，这对于解放生产力来说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不同社会群体来说，改革则可能意味着利益上的损失。改革愈深入，这个问题就愈加突显出来。在我县国有企业的改制中，职工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中、从传统的产权关系中、从传统的社会保障关系中退了出来，下岗分流成为现实，随之而来的养老、医疗保险等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必然会大量出现；另外，由于有的企业在改制时，受政策或条件制约，职工的一些工资福利待遇没有彻底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逐渐暴露。在农村，随着国家重点工程加快发展及我县城镇规模扩大，工程建设用地及工业发展用地需求强劲，县城周边等地区的耕地逐步被征用，有些农民为此而失去土地，而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相对较低，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如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分别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六至十倍和四至六倍。两项之和低限是十倍，高限是十六倍，最高不得超过30倍，这个标准不论是低限还是高限，都远远不能够保障农民失地以后的长远生计。由于补偿费用过低，而且没有完善的农民保障措施，极大地触动了农民的切身利益，这些问题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为了自己的权益，他们不得不讨个说法，数量庞大的集体访队伍应运而生。
   　　（二）一些干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加剧了群众的不满
   　　面对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客观上广泛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我县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总体上是适应的，能够及时对群众思想、生活要求做出回应，能够公正有效地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处理也是好的，使大量矛盾没有转化为纠纷。但工作中也有不适当的方面，主要表现：一是工作不到位，“拖”出集体访。有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能严格执行信访工作责任制，对群众越级上访只满足于领回当地，解

决问题的力度不大，有的对初信初访不够重视，致使问题久拖不绝，造成群众重复访和越级访增多；二是有关政策不落实，工作方法不当，“激”出集体访。这种现象在征用土地、拆迁工作、农村两委工作作风中非常明显。如某村支部为改善村民吃水问题，多次与县有关部门联系，最终达成了协议。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村两委班子研究决定将村里的部分耕地以每亩20xxxx的价格承包出去。由于此决定事先未与村民商量，村民以村干部行为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由，多次到上级政府反映此问题，而改善吃水的问题也就此耽搁了下来。三是决策不当，“惹”出上访。
   　　（三）部分群众不能按正常渠道、正常方式反映问题
   　　改革意味着利益关系的调整，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们往往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旦利益受到冲击或者没有得到满足，群众就会有种种反应，其一是能够顾全大局，只要讲清道理，就能够达成条件，多数群众是这种情况；其二是思想观念滞后，还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主体意识，依然习惯于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不懂得或者不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合理合法的解决问题，这是少部分人；其三是少数群众个人利益至上，期望值过高，致政府的政策于不顾，不切实际地提出无理要求，相关部门已按政策解决了他们的问题，甚至给了一定照顾，但仍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其四是有的群众对基层干部缺乏信任，认为基层干部不能正确处理问题，期望越级集体访，希望上级政府主持公道；其五是个别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仍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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