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建嵘哈佛的演讲  ○

不应该收取，农户也不能交这种不合道理的税费。从某种意义上，阻收也是一种宣传行为。但这种宣传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宣传的时间和场景都是特定的，是在乡（镇）村干部收取税费时进行的不准乱收费的宣传。因而，它是一种面对面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维权农民对自己行为的进一步宣示，而且直接将自己摆在了具体的干部的对立面。这种行为，是在乡村社区范围内、一个熟人社会里发生的，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一方面，维权农民要突破人情关系这一关，要同收税费的人拉下脸面；另一方面，他们还有可能遇到人身伤害及为发生更大事端承担责任的危险。因为，这种面对面的抗争，往往会激怒那些一无所获的乡（镇）村干部。有时乡（镇）村干部就会凭着人多势众对维权农民施加暴力，而这就会激起更多群众的愤怒和觉悟，有时甚至会发生更为严重的事件。 逼退则是指维权农民采取各种办法逼迫某些部门或单位将多收了农民钱退还给农民的一种抗争方式。早几年农民为了让乡镇干部将已经收走的钱退还给自己，采取最多的办法就是提起诉讼。然而，许多农民集体诉讼案件不仅过程漫长而且对农民不公，判决后执行也存在许多困难。这样也就使农民对法律那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和不公正的处理结果感到失望。近年来，在那些维权农民较多且组织性较强的地方，产生了一种更为直接和有针对性的逼退方式，即强制性纠错。具体来说，就是维权农民们拿着上级政府的有关规定，直接到违反这些规定的机关或政府部门与负责人交涉，借助同行者和围观群众造成的集体压力，要求负责人当面立即承诺纠正自己的错误。一般的情况下，由于维权农民们提出的要求十分具体而且有非常明确的文件规定，有关部门的错误也较为突出，所以效果也就比较明显。我相信，你们从我的介绍中已经知道了，目前农民抗争不再停留在拥护党的政策和要求党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扮演了监督政府是否执行政策、甚至自行解释、宣传并执行中央政策的角色。     第二，当代农民的维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已经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抗争的内容具有公共性。目前抗争的主要问题有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由于这些问题均有中央文件和国家的法律及政策的规定，在目前的农村又普遍存在并较为严重，因此，很容易确定维权农民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其二，由于上述问题一般都是公共权力机关施政行为造成的，因此以法抗争的对象主要是乡镇一级基层党政机关以及村级组织。这种用国家法律来抵制国家最基层政权来达到农民的维权目标，是一种政治行

为。因此，政治性是当代农民以法抗争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们的行动具有明确的宗旨，即维护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赋予农民的种种合法权益。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农民维权活动的诉求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使他们的目标具有了梯队式的层次。前几年，农民诉求的主要是乡镇统筹、到农业特产税、生猪税不能按人头分摊、到税费改革没有按实际土地计征等有关税费的农民负担问题。近年来，由于农村普遍推行了税费改革，由乡镇政府主导的税费问题有所缓解，因此，一些地方的农民又提出了纠正学费或水费、计划生育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有的直接把平等的政治权利作为维权诉求。也就是说，维权农民正在与时俱进般地改变他们具体的抗争目标。当然，它们总的方向一直没有改变，就是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特别是，农村知识精英的加入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着农民抗争目标。有些知识型维权农民就认为，目前农村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些干部的所作所为，而是国家政权体制出了问题，他们抗争所追求的目标很难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内得到解决。因此，为了淡化由于提出具体目标不能实现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权农民也相应地改变了问题化策略，将目标和问题从具体的权益向抽象的权利转化。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有些维权农民明确提出了要解放现代农奴这一口号。这实际上标志着农民政治诉求发生了重大的升级。     第三，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具有明确的组织性。维权农民通过建立相互联系的稳定组织网络，来实现协调和计划行动。在中部地区农民进行抗争时，就有直接命名为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的农民抗争组织，有的地区农民还在筹建政治性的农民协会。这些农民维权组织有一定数量的意志坚定的维权农民。这些维权农民的身份特征较为复杂。其中起主要组织和领导作用的，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也有少数党员和村组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农民抗争事件上的基本态度。在他们看来，尽管没有进行选举式村民授权或国家正式组织的授权，由于他们代表了农民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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