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扶贫,不到xxxx块钱可以修1公里xxxx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xxxx块钱。那我们怎麽配置资源呢?到村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麽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xxxx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来、雨去,两年xxxx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xxxx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xxxx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打工,每月的工资40xxxx,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xxxx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城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麽?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麽回报?没有! 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他得到了什麽?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1块钱读1年;初中时,1年2块钱;高中时,3块、5块读1年;大学时,国家xxxx月补贴2xxxx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xxxx,中学1,00xxxx,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xxxx、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xxxx,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xxxx,以前是0.4~0.xxxx。算涨了7倍,相当於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麽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乾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像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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