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与社会稳定有关问题的认识与思考科教文卫  ○

释，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尤其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这点显得尤为重要。孟德斯鸠曾经说过：“在法律力量微弱的时候，宗教是能够支援国家的”。（《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我国学者万方先生对此说过：“一个有着真正纯正宗教信仰的人，肯定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要少些庸俗，其犯罪率也要低很多。在一个国家普遍没有宗教信仰或其他正当信仰，或者只有民间俗信宗教，即有求必应，甚至连娼妓都有自己的崇拜的国度，每个人只需要自己负责，对上级负责，仅靠一种抽象甚至被异化了的道德规范来自律的，没有一种冥冥中的感性或理性之‘神’的制约，不必担心中国古代俗语所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当法律自己在治理国家时力量软弱’之际，就会形成从上至下社会群体的腐败与堕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万方：《再读上帝》见《书屋》2002年第9期）另一学者谈到：“与宗教相比，法律和制度都不具有永恒性，只有历史性、时段性和区间性，它们的实际威严也远远低于宗教威严。比如一个人可以不承认、不服从历史性、集团性的法律，但他很难不敬畏宗教的‘善恶’观，不向心中的‘上帝’附首。我们便不难发现，在宗教传统资源较丰裕的国家和地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明显优于那些无神主义占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无论其生产力多么发达）。”当代学者曹锦清在谈到关于宗教问题时认为：“以我对解放后我国宗教实际的粗浅了解，宗教中的积极因素沿可进一步利用、发挥，即把宗教作为一种宣泄与舒解社会不良心理的手段。政府当局一般偏重于注意宗教的政治性一面，即提倡‘爱国爱教’，这自然是重要的，但还可以通过教义的研究阐发与在特定场合的宣传，去教化信众，收拾人心。”“强调‘唯心唯物对立’，在思想观念上把宗教看作一种‘异已’存在，自然就谈不上对宗教作进一步的认识，在宗教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愈来愈严重也就决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香火畸型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看作是在宗教问题上对极左路线的一种惩罚或逆反。压之深则反之切。这时若不对宗教教义给予阐述，发展，从而疏导和教化信众，那么正教薄弱的领域正是民间宗教以至于邪教的施展舞台。（《中国七问》曹锦清、陈保平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我觉得，这些专家学者所言有理有据，所提建议应当采纳。
         （二）加强宗教研究，发展宗教理论。吕大吉先生说过：“宗教学，作为一门对人类一切宗教进行综合性比较研究的学问，属于宗教研究之基础性理论学科。在改革开放年代之前的中国学术之林中基本是一片空白。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除了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mzd有关宗教问题的几名‘名言’外，对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科学的宗教学或比较宗教学几乎没有知识。个别学者即使有点接触，也不过是知其皮毛，谈不上升堂入奥，探其究里。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一花独放，所谓的宗教研究事实上变质成了某种单纯的无神论宣传，甚至在‘与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的口号下成了‘消灭宗教’、‘破除四旧’之类极左思潮的工具。历史教训无情地证明了缪勒那句名言的真理性。一种学术思想的独断统治，不仅窒息了学术发展的生命力，使人的智慧与知识趋于萎缩，甚至还给社会实践生活带
   来了灾难性后果。（《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序言。孙亦平主编）这客观地反映了我们宗教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理论研究有了很大发展，许多省、市社会科学院相继开办了宗教研究所，许多名牌大学建立了宗教学系，一批宗教理论专著和译著出版，宗教研究走上了正轨。但是，与目前我们国家的现状与现实需要还很不相适应，与我们将面临的新形势还很不相适应。有人说21世纪将是“新兴宗教的世纪”，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和今后世界政治多元、文化多元的趋势。从宗教发展本身来说，入世后我们将面临许多具体的问题，如我国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将受到较大的冲击，宗教的交往和渗透将加剧，由于正教的发展不完善引起的私设聚会点将会日益突出，宗教管理将面临新的困难等。这些都给宗教理论提出了新的重要的现实课题。宗教与社会发展，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文化、宗教与道德、宗教与生态环保等都迫切需要给予理论上的指导和帮助。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数千年来宗教本身的存在就说明了它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对于这样一个绵延数千年，几乎影响了每一个领域的宗教体系，我们如果不去研究，任其发展，就会很容易被那些江湖骗子所利用，成为他们愚弄人民，为其政治野心服务的工具”。“如果不加思考地任意压制或取缔，只能在形式上起到震慑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为焦虑和平静的宗教》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宗教研究和理论发展，也应按照“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要求，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给实践以指导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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